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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大秦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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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信仰天长叹:

    狡兔死,走狗烹;

    高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刘邦称帝以后,秦就正式变成了汉。以前是秦朝、秦代、秦帝国,现在是汉朝、汉代、汉帝国。二者之间的四年半(五十四个月),无名称。

    名称是项羽弄丢的。

    不弄丢也不可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山东豪杰并起亡秦”,天下并不是哪一家的。只不过项羽仗着自己实力雄厚,霸王硬上弓,主持了他们的坐地分赃。

    可惜,楚霸王并非周天子,楚怀王就更不是。所以这时的天下,便不能叫“楚”。别人不同意,项羽自己也不愿意。他不管怀王叫“楚帝”,就是证明。

    大家都心怀鬼胎,也只好不伦不类。于是,一个假皇帝加一群山大王,便构成了秦亡以后的局面。

    结果,天下乱作一团。

    这个覆辙,岂能重蹈?

    何况刘邦原本就跟项羽不同。他当然是汉帝,他的天下也当然是汉天下。但,刘邦又不同于嬴政。嬴政的天下确实是秦的,没谁能跟他分摊,他当然可以废封建,行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

    刘邦也可以吗?

    不能。因为天下不是他一家的,也不是他们这一个方面军单独打下来的。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齐王韩信,韩王韩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孙,以下称韩王信,以区别于此刻的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衡山王吴芮,都早已称王或封王,没封的彭越正等着封,也不能爽约。

    但问题是,郡县制或帝国制是大势所趋。谁要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就叫反动。反动是没有好下场的,事实上刘邦也更喜欢郡县制。想当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殷王司马卬和魏王魏豹的地盘,便都被他改为郡县,现在难道要改回去?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刘邦面临着抉择。

    周制,还是秦制?

    邦国,还是帝国?

    封建,还是郡县?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然而判断的标准却也简单,那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安定天下,稳定人心,最好还能通过制度的安排,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每个新政权都要面对的大问题。周公姬旦想过,秦王嬴政也想过,现在轮到刘邦。

    刘邦的选择余地却不大。该封的王国必须封,该设的郡县还得设,也只能先封建后郡县,半封建半郡县。

    于是刘邦宣布: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原封不动”;只有王衔没有地盘的韩王信仍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封魏相国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1]

    这七个,全是异姓王,没有一个是刘邦的子弟。他的部下也不封王,只封侯。侯与王差别很大。王是诸侯,对王国享有治权;侯是列侯,对封区只有财权,也就是户数定额的赋税徭役。一般千户,最多上万,叫万户侯。

    侯的封土也无法与王相比。王的领地至少一郡,多至数郡。侯,一般最多一县,叫县侯;其次一乡,叫乡侯;再次一亭,叫亭侯。县、乡、亭,都是郡县制的行政单位,也都由当地政府管理,侯们是不能管的。

    也就是说,王国之外,一律郡县。

    这就是刘邦创造的“半封建制”,也叫“郡国制”。它跟西周“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大夫”的“全封建制”一样,也是政治斗争妥协的结果。

    那么,天下安定了吗?

    没有。

    刘邦称帝几个月后,燕王臧荼就反了。以后,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五王也都反叛,或被说成反叛。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面真正存心造反的只有臧荼,其他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甚至“奉旨造反”。[2]

    比如张敖。

    张敖是赵王张耳的儿子,汉帝刘邦的女婿,鲁元公主的丈夫。他对自己的皇帝和岳父,极尽臣子之忠。刘邦对他却十分无礼,甚至开口就骂。这就引起了赵相贯高等人的不满。他们去见张敖,鼓动他造反。

    赵王张敖死活不干,急得手指头都咬出血来。

    贯高等人决定自己动手,并承担一切后果。汉八年冬,刘邦平叛路过赵国,贯高他们便准备在柏人(今河北省隆尧县)实施谋杀。但因为刘邦突然改变行程,未遂。

    这起未遂谋杀案的结果,是张敖和贯高都被逮捕。贯高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咬定赵王与此案无关。刘邦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

    负责调查的人遵命把这消息送到狱中。

    贯高问:我的王真被释放了吗?

    来人说:是。皇上敬重足下是条汉子,也赦免足下。

    贯高却说:臣之所以体无完肤仍然苟活,就因为害怕说不清赵王的冤情。赵王出狱,臣的责任已尽。身为人臣而负篡逆之名,哪有脸面侍奉皇上?

    于是贯高自杀。[3]

    张敖总算死里逃生。但同时,他也失去了王位和王国。刘邦把他贬为侯爵,赵王则换成了刘邦宠姬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这当然很冤,却还不是最冤的。

    最冤的是彭越。

    彭越根本就没想造反,只不过在刘邦御驾亲征平息叛乱时,称病不肯从军。彭越怎么想的,不清楚。也许,他确实是累了。也许,他不过想保存实力。但这顶多也只能算消极怠工,却被以谋反的罪名逮捕。而且,刘邦不但诛灭彭越三族,还将他剁成肉酱赐给诸侯。[4]

    这,岂非丧心病狂?

    好像不是。

    杀戒因何而开

    事实证明,刘邦并非精神病,也不是杀人狂,因为有许多可杀之人他都没杀。

    比如贯高,比如栾布。

    栾布是梁国的大夫。梁王彭越被捕时,他正出使齐国。等他使齐归来,彭越的人头已经挂在了洛阳城楼。同时刘邦还下令:有胆敢收尸或探望的,杀无赦!

    然而栾布置若罔闻。他来到彭越的人头之下,从容汇报出使过程,然后扑倒在地,拜祭彭越,痛哭一场。

    这在栾布,是理所应当。于公,彭越是他的国王,他当然要面对彭越奏事,履行程序。于私,彭越是他的恩人,他当然要沉痛哀悼,上一瓣心香。有什么不对吗?

    但在刘邦,这就是公然抗命。

    因此,当负责现场的官吏将栾布逮捕,送到刘邦跟前时,刘邦勃然大怒,下令将栾布扔进油锅。

    栾布从容地问:可以说一句话再死吗?

    刘邦说:你讲!

    栾布说:当年,皇上困于彭城,败于荥阳,危于城皋,项羽之所以不能西进穷追,就因为彭王据守在大梁,与汉联盟。那时,彭王只要稍微把头一歪,还有今天吗?

    刘邦没有话说。

    栾布又说:如今天下已定,彭王难道就不该安享太平吗?想不到只因卧病在床,一次征兵不到,皇上就疑心他谋反。证据拿不到,就找些小岔子来治他的死罪,还屠灭三族,就不怕天下功臣人人自危吗?

    刘邦也无话可说。

    栾布再说:现在,彭王已被皇上杀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请让我自己跳进锅里去吧!

    刘邦立即下令释放栾布,并拜他为都尉。[5]

    还有蒯通。

    前面说过,刘邦和项羽相持不下时,蒯通曾经力劝韩信严守中立,鼎足而居。韩信临死前,也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刘邦得知这一故事,便将蒯通捉拿归案。

    刘邦问:当年,是你教韩信谋反吗?

    蒯通说:一点不错!可惜那小子不听臣的。如果他肯听臣之计,今天哪有陛下什么事?

    刘邦说:烹之(杀了他)!

    蒯通说:冤枉!

    刘邦说:你教韩信谋反,有什么冤?

    蒯通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个时候,当然是谁个子高跑得快,谁就得手啦!所以那时节,臣只知道有韩信,不知道有陛下。再说了,当年磨快了刀子想干陛下这营生的,多了去,又岂能尽烹?

    刘邦说:置之(放了他)!

    蒯通策反韩信,贯高暗杀刘邦,事实俱在,本人也供认不讳。刘邦却不杀他们,也不因为栾布和蒯通的顶撞而恼羞成怒,这难道是丧心病狂?

    因此他的杀人,就只有一个原因:政治需要。

    这一点,可以从彭越案看得很清楚。

    彭越被捕后,刘邦其实也知道他是冤枉的,因此并没有杀他,而是贬到蜀郡为庶民。彭越西行路遇吕后,向吕后哭诉自己的冤屈。吕后听了却对刘邦说,彭越这人能量很大,如不斩草除根,只怕后患无穷。

    于是重新审理此案,将彭越置于死地。

    再看韩王信。

    韩王信反,是因为打不过匈奴,只能降胡反汉。但韩王信的封地原本在颍川,跟匈奴十万八千里,怎么会屡遭侵略,以至于降了匈奴呢?

    因为刘邦把他的封地从颍川郡迁到了太原郡。

    那么,刘邦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颍川郡北近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县)、洛阳,南迫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叶县(叶读如射,今河南省叶县),东有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县),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皆天下劲兵处),刘邦不能不捏在自己手里。[6]

    这就是刘邦大开杀戒的真实原因。

    很显然,迫于无奈,刘邦在胜利之后册封或承认了七个异姓王。但,除长沙王吴芮国小力弱外,他对其他六个王都是不放心的。这才徙封韩王韩信,夺国赵王张敖,诬陷梁王彭越。徙韩夺赵是要地,杀害彭越是防人。

    刘邦的贪婪、防范和猜忌,已是毫不掩饰。

    结果,淮南王英布反。

    英布是倒数第二个被消灭的异姓诸侯王。此前,依次是燕王臧荼、韩王韩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之后,则还有燕王卢绾。卢绾是臧荼被灭以后封的,又在汉十二年被灭,新封的燕王则为刘邦的儿子刘建。

    那么,英布如果不反,刘邦会灭了他吗?

    难讲。因为英布的王国,拥有长江下游的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相当于今天的安徽和江西两省。这么大一块地方,刘邦是迟早要吞并的。

    英布则不反也不行。夏侯婴曾经问一位长者,皇上待他不薄,英布为什么还要造反?长者说,英布感到了危险嘛!当今天下功高震主的,就是韩信、彭越和英布。那么想想看,去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今年不就轮到英布了吗?那还不如自己造反算了。

    然而英布毕竟是英布。他可是在陈胜的时代就已经起义,项梁的时代就已经从军的老革命。所以,他与刘邦战于庸城(今安徽省宿州市)阵前相见时,竟毫无愧色。

    刘邦问:你何苦要造反?

    英布答:老子想当皇帝![7]

    这话说得漂亮,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汉十二年十月,英布战败而死,淮南国则封给了刘邦的儿子刘长。

    英布失败了。

    但受过黥刑的土匪英布,却比韩信潇洒得多!

    韩信之死

    韩信没想到自己会死。

    事实上刘邦原本也没打算杀韩信,韩信最后是被吕后谋杀的。建国之初,刘邦只是把他从齐王徙封为楚王。这当然是耍了心眼。齐国何等重要,岂能放心地交给韩信?再说这王位是韩信勒索来的,刘邦也不爽。

    不过刘邦的理由却很正当:义帝没有后代,韩信又是楚人。楚人治楚,衣锦还乡,都说得过去吧?[8]

    韩信自己,似乎也很满意这安排。他回到家乡,找到当年帮助和羞辱过自己的人,重谢前者,宽恕后者,堪称与民同乐,并没有辜负刘邦的一番好意。[9]

    可惜好景不长。韩信大约只做了半年楚王,就有人上书朝廷举报他谋反。谁写的举报信,出于什么动机,都已无法确知,但朝中将领们的反应却相当一致。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请皇上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

    韩信的人缘,看来并不好。

    刘邦却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去问陈平。

    陈平推辞再三。

    刘邦执意要问。

    陈平问:举报韩信谋反,有其他人知道吗?

    刘邦说:没有。

    陈平问:韩信自己知道吗?

    刘邦说:不知道。

    陈平问:陛下的兵比韩信更精吗?

    刘邦说:不能比。

    陈平又问:陛下的将比韩信更强吗?

    刘邦说:比不上。

    陈平说:兵不如人家的精,将不如人家的强,却发兵去讨伐,不是逼着撵着人家造反吗?

    刘邦说:为之奈何?

    陈平说:如果只是对付韩信,用不着百万雄兵,一名战士就够了。请皇上伪称巡狩云梦泽。天子巡视,诸侯必须郊迎。到时候,秘密逮捕就是。

    刘邦然其计,立即昭告天下,随即南巡。[10]

    诏书传达到楚,韩信慌了。

    韩信并未做贼,为什么心虚?因为楚国名将钟离眜(读如末;亦写作眛,读如妹)藏在他那里。这是刘邦下令全国通缉的要犯,却被韩信保护起来。但为了自保,韩信只好昧着良心杀了钟离眜,带着他的人头去见刘邦。

    刘邦根本就不吃这一套,韩信也被立即捆绑起来扔进车里。韩信仰天长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我是该死了!刘邦却回过头说:少废话!你以为反迹还不彰明吗?

    不过韩信并没有被杀,仅被贬为淮阴侯。看来,刘邦只是想要他的权、他的地,并不想要他的命。

    韩信自己,却起了谋反的心思。

    汉十年九月,汉将陈豨在边地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豨,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

    吕后接到密告,便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豨已死,列侯和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结果刚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并被吕后处死在长乐宫钟室。

    韩信之死,是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更被文学艺术作品一再演绎。不少人甚至认为,韩信的谋反根本就是冤假错案。想想看吧,他最有实力也最有条件的时候不反,现在等于软禁在家,反什么呢?只不过,这错案已被刘邦和吕后铸成铁案,司马迁也翻不过来。

    关于这个问题,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大约可以肯定,此事确系吕后所为,或吕后与萧何合谋。当年月下追韩信的萧何为什么要与吕后联手,也不清楚。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刘邦对这一结果既感到惊喜,又略有遗憾。

    对,且喜且怜之。

    那么,刘邦临行前是否对吕后有过授权、交代或者暗示?同样不清楚。但吕后可以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通气,自然有原因。总之,吕后比刘邦要狠毒得多。她没有片刻犹豫和怜惜,干净利索地就把韩信干掉了。韩信这才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以至于竟被妇人所戮。

    是啊,他只知道讥笑项羽的妇人之仁,却不知道这毛病自己也有,更没想到妇人也未必都仁的。

    但,他应该知道自己不是刘邦的对手。

    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刘邦经常找他聊天。他们共同回忆过去的岁月,议论诸将的才能。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超不过十万。

    刘邦又问:你呢?

    韩信说:越多越好。

    刘邦笑:好一个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

    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驾驭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好嘛,那你还要谋反?

    韩信被杀,是在汉十一年正月。与此同时,韩王信也被杀。一个月后,即同年三月,彭越被灭三族。又过四个月,即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三个月后,即汉十二年十月,刘邦与英布会战。英布兵败被杀,刘邦则因为被流矢所中,在半年后不治身亡。

    一个个英雄或枭雄就这样谢幕退场,不是身败,便是名裂,真不知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得去问秦始皇。

    秦主义

    秦始皇的尸体运到咸阳时,早已腐臭。

    当然要臭的。他崩于沙丘是在七月,葬于骊山是在九月。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长的路,又是热天,不臭才怪。因此也有人认为,这尸体根本就没运回去,也不可能运。坐在车里和埋在皇帝陵的,其实都是替身。[11]

    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无论秦始皇本人埋在了哪里,他的事业都没有被埋葬。祖龙虽死秦犹在。刘邦和他的后继者接手了秦始皇的所有遗产,包括他开拓的疆域,他开创的制度,他开辟的道路,以及背后的理想。

    秦始皇也有理想吗?

    当然。[12]

    没有证据证明,夺取了天下的秦始皇,像当年的周武王一样举行了开国大典。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懵懂的。相反,秦始皇清楚地认识到了三点:第一,他做的事情前所未有;第二,他建立的制度将延续下去;第三,他的事业如果成功,将永远消灭战争,实现世界和平。[13]

    如此理想,岂非远大?

    没人知道秦始皇为什么会这样想。也许,作为战火中成长的一代,他对战争有着别样的看法。在他看来,战争是可恶的;而战争的总根源,就是诸侯林立的封建制。

    秦始皇说对了吗?

    有一定道理。据统计,春秋时期八十多年间,仅郑国参加的战争就多达七十二次以上,宋国的参战也不少于四十六次。他们进行这些战争,有时是要服从霸主的命令,有时是为了自卫,有时则是侵略别人。[14]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事实上,春秋无义战。春秋的战争几乎都是侵略战争,战国就更是。抵抗外族入侵的反侵略战争也有,但更多的是华夏民族窝里斗。开始不过争当老大,后来就变成兼并别国。也就在前面说的八十多年间,仅楚国一家,就灭了江、六(读如陆)、蓼(读如瞭,第三声)、庸、萧五国,以及群舒(分布在今安徽省北部的少数民族)。

    其他邦国也不含糊。齐灭莱,秦灭滑,鲁灭邾(读如朱),莒(读如举)灭鄫(读如增)。莒,后来是被楚灭了的。但在这会儿,也不放过兼并别国的机会。[15]

    那么,这是中国国情,或君主制的罪恶吗?

    也未必,并非君主制的古希腊同样战火纷飞。那些独立、自由、平等的城邦,就像我们的东周列国一样大打出手。民主制的雅典与贵族制的斯巴达为了称霸全希腊,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间长达二十七年之久,跟我们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有得一拼。

    更不像话的是,为了在这自相残杀中胜出,他们竟不惜勾结希腊的宿敌波斯。这跟制度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原本就是例外。[16]

    相反,从分散弱小的部落国家,到相对强大的独立王国,再通过战争变成统一大帝国,几乎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道路。埃及、印度、巴比伦,都如此。就连罗马,虽然坚持共和政体五百年,最后还是扛不住。希腊人自己无法完成这一转变,便只好由马其顿人代劳。[17]

    历史潮流,大抵如此。

    秦始皇当然没读过世界史,也不会去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他的想法可能很简单:既然君主必不可少,那么,与其一堆人当国王,不如一个人当皇帝。

    这就是秦始皇的主义,秦主义。

    秦主义的核心关键词是皇帝。因此,他们为皇帝规定了一系列特权和专用名词。皇帝下达指示叫制,颁布命令叫诏,自称则为朕(周王称不,诸侯称寡人)。朕,原本就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这么说,现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独尊,臣民便只好身不由己。

    问题是,有了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吗?

    也没有,反而打得更凶,因为当皇帝成了最大的诱惑。当年张敖被诬谋反,连吕后都来说情,认为看在鲁元公主的份上,张敖应该不至于。刘邦却说,为什么不会?他要是得了天下,有的是鲁元公主。[18]

    显然,仅仅确定天下只有一个皇帝还不行,还得保证这皇位是不可争夺的。这样看,刘邦倒是在完成秦始皇未竟之事业,完善秦主义;韩信、彭越、英布的不幸,则在于不该生活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

    汉初的大屠杀,只能这样理解。

    然而刘邦却犯了另一个错误。他只知道防外人,不知道防家贼。在逐一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刘邦把他们的地盘封给了兄弟和子侄。他万万没想到,由于都是凤子龙孙,这些家伙造起反来,比不姓刘的更加理直气壮。

    刘邦没想到的,秦始皇更想不到。

    不过我们总算有皇帝了。他被规定为皇天上帝的嫡长子,拥有普天之下最高和唯一的统治权,包括决策权、审批权、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和裁判权,简直就是集天下权力于一身,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

    秦始皇的理想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刘邦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半封建的郡国制被废除,汉帝国全面实行郡县制。从此,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再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内战,又实现了二百年的国内和平。

    至于帝国制度,则延续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占据中华文明史大约十分之六的时间。

    如此看来,大秦岂非没死?

    是的。一种尚有争议的说法甚至认为,China其实就是秦,是“秦”这个字的读音。这虽然无法得到确证,却比解释为丝绸和瓷器更具象征意义。事实上在20世纪前,China确实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国的大秦帝国,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长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这,又是为什么呢?

    集权是一种必然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

    历史是漫长的,探索也是多样的。

    最早的方式是凭借武力。谁的拳头硬,刀子快,谁就拥有土地、牲畜、女人和荣誉。反之,则成为他人的奴隶。武力的强弱,是唯一的标准和选项。

    由此建立的,是“武力社会”。

    武力社会是野蛮的,也不能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只能靠发展生产力。依靠掠夺来积累财富,则不但成本高,风险大,也不利于全人类。

    放下屠刀是迟早的事,问题只在拿起什么。

    也有不同的选择。

    一部分人拿起了算盘,他们是商业民族。商业民族主张自由贸易,资金的多少便成为支配的力量。由此建立起来的是“财力社会”,资本主义是其典型。

    另一部分人选择了权杖,主张根据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由此建立起来的是“权力社会”,中华帝国是其典型。

    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三大类型。

    这三种社会类型,历史上都曾经存在。部落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希腊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华夏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

    所以,它们都得变。

    希腊城邦的方向,是发展为“准帝国”。但,雅典帝国也好,斯巴达帝国也罢,其实不过国家联盟。斯巴达和雅典都只是盟主国,不是宗主国。其地位,与周王国和周天子无法相比,仅相当于齐桓、晋文一类的霸业。[19]

    事实上,希腊城邦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帝国。因为自由贸易与专制集权,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因此,他们只能先被马其顿帝国吞并,后被罗马人征服。他们的社会理想则只能到资本主义时代,在其他商业国家实现。

    华夏邦国则不同。

    邦国是一定会发展为帝国的,因为邦国原本就是政治妥协和政治交易的结果。当时的周天子,并没有能力像埃及法老纳尔迈、亚述国王萨尔贡、波斯国王居鲁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便只好分封诸侯,分出自己的权力,赎买诸侯们的武力。

    很好!以权力换武力,以土地换和平。

    问题是,这笔交易为什么能够达成?因为各路诸侯都已经不再是流寇。流寇一旦变成坐寇,就会进一步要求变成王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都是坐寇变的。只不过,转型成功就叫王侯,失败则叫匪寇。成王败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武力转化为权力,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是历史的趋势,尽管那权力是靠武力获得的。

    因此,人类早期的战争会有两个结果:一方面,资源和财富会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集团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这跟黑社会成功以后要做合法生意,是同一个道理。

    于是,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社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质变。武力社会必然过渡到权力社会,邦国也必然会转变为帝国。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

    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集权是必然的,因为帝国的缔造者原本就是军事集团。军事集团最喜欢权力集中和领袖独裁,因为非如此不能克敌制胜。所以,权力社会的统治者无不集权,也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更何况,集权并不难,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20]

    事实上,农业民族更喜欢的也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带来不幸,但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别无选择,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21]

    帝国制度,呼之欲出。

    那么,之前八百年的邦国时代,又作何解释?

    邦国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它跟希腊城邦制度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和探索。但,邦国也好,城邦也罢,都只适用于城市国家。小国寡民,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希腊),或者直接君主(华夏)。一旦变成领土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就只能实行“议员代表民意”的代议制,或“官员代理王权”的代理制。

    所以,大国行民主,只能是联邦;大国行君主,则势必要集权。唯其如此,邦国制度才会瓦解,天下也得重新洗牌。先是侯国变成了公国,后是公国变成了王国。王国都是领土国家,也都实行郡县制。分权制的邦国让位于集权制的帝国,已是势不可挡,势在必行。

    但这绝不意味着之前的邦国时代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八百年的预备阶段,中华帝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国,却是最典型也最成熟的帝国。

    不过这一点,要到汉武帝之后才能看出。

    现在让我们回到秦。很显然,秦能够兼并天下创立帝国,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文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换句话说,秦人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是他们的荣幸,也是他们的荣耀。[22]

    既然如此,秦又为什么会二世而亡?

    秦亡之鉴

    一般地说,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迅速灭亡,多半只有三种原因:要么是制度有问题,要么是政治有问题,要么是制度和政治都有问题。

    秦,是哪一种?

    柳宗元认为是第二种:政治有问题。柳宗元说,秦亡和周亡是不同的。周亡在制度,政治没问题。秦亡在政治,制度没问题。秦失于政,周失于制,都很清楚。[23]

    这当然可以讨论。

    实际上,周和秦,并不能相提并论。周是八百年而亡,秦是二世而亡,岂可同日而语?因此,也许周的制度和政治都没问题,只是老了。周,怕是衰竭而死吧?

    秦,就不该这样。

    没错,秦是少年壮志,新做人家,应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开创出一片新气象来。

    这也是大家的愿望。

    事实上,大秦帝国建立之初,不但统治者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被统治者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不管怎么说,一个盼望已久的最高权威总算出现了,人们当然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他能把幸福洒满人间。[24]

    结果却是失望。秦始皇并没有带来阳光和雨露。他施加于人民的,是暴力,是血腥,是苛政。

    秦政即苛政,正如秦制即帝制,这是已被反复证明过的。秦制与秦政,也都是秦主义的现实化。但,帝制和苛政并不画等号,正如专制未必都独裁。有开明专制,有集体专制。西汉初年就是开明专制,唐宋两代就是集体专制。既专制又独裁,要到朱元璋以后。

    那么,秦为什么是帝制加苛政呢?

    也许,天然如此。

    前面说过,秦,是华夏化的戎狄。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靠着强弓劲弩和铁马金戈,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因此他们崇尚武力,信仰强权,相信重赏之下出勇夫,高压之下出良民,战马兵车出政权。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这样。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集团,一个以武力获取权力的军事集团,当他们小鱼吃大鱼,骤然吞并天下,需要巩固政权保卫成果时,能想到的办法又会是什么呢?

    也只有军事管制加严刑峻法。

    这就是苛政的来历。

    没错,作为帝国制度的创造者,秦人对于如何治理和统治新国家,其实一无所知,只能照搬王国时代的成功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是死路一条。

    秦人的错误不难理解。因为就连刘邦,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刘邦称帝以后,有一位名叫陆贾的人常常在他耳边讲诗书。刘邦竟大爆粗口骂道:你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得来的,讲他娘的什么诗书?

    陆贾却反问:在马上得来的,也能在马上治理吗?[25]这话后来成了名言。

    问题是,为什么天下能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

    因为得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靠权力。

    的确,权力和武力是不一样的。武力是暴力,权力则不是,所以权力社会一定会取代武力社会。也因此,即便帝国的权力是靠武力获得和维持的,也只能表现为“非典型暴力”。然而秦始皇他们,却把非典型暴力(权力)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之亡,确实在政治。

    换句话说,他们还没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他们的灭亡,跟亚述帝国如出一辙。[26]

    但,秦制就没问题吗?

    也有。

    前面说过,秦帝国的大厦是由两根支柱来支撑的: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这两根支柱互为因果。要集权于中央,就必须消灭世袭的领主和封建的邦国。留下的空白,则由官员和郡县来填补。官员既然只是皇权的代理人,至高权力当然仍在皇帝那里。两根支柱,其实是一根。

    独木难支,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显然,秦之亡既在政治,也在制度。政治上的补救办法,是把苛政变成仁政,至少看起来像仁政。制度上的补救办法,则是在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之外,再立一根支柱。只有这样,帝国才真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秦政必须转变为汉政,秦制也必须转变为汉制。这当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需要探索和实践。但毕其功于一役的,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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