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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始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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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的三大革命:

    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

    兴亡只在顷刻间

    大秦帝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了,迅速异常,没有商量,就像他们当年的横空出世。

    请看时间表——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嬴政称帝。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立。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

    前207年,秦去帝号,改称秦王。

    前206年,秦亡。

    这就是说,从王国变成帝国,秦只用了九年工夫;从称帝到灭亡,也不到十五年。

    如此结局,恐怕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嬴政对自己的帝国信心满满。他的自信,在称帝之后的第一份诏书中表现得不容置疑。

    诏书的内容,是要废除谥号制度。

    所谓谥号,就是中国古代君主、贵族和名人死后,被授予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比如平王的平,文公的文,襄子的襄。有了谥号,此人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评价。最好的是文和武,叫“灵”的则不灵。春秋时期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楚灵王,都是死于非命。

    历史总是会有价值判断的,哪怕委婉隐晦。

    然而秦始皇却不以为然。因为君主的谥号并不能由自己在生前商定,只能在死后由他人议决。所以嬴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很不可取。

    问题是谥号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区别不同世代的君主。比如周,文王之后是武王,武王之后是成王,成王之后是康王。如果都叫周王,就不知谁是谁了。

    同样,没有了谥号,秦的皇帝难道都叫秦皇?后人读史的时候,怎么弄得清呢?

    秦始皇却自有办法。他说——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

    好一个“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来,他根本就没想到大秦帝国会有死掉的那一天。

    然而怎么样呢?

    二世而亡。

    实际上,秦二世继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就反了。义军大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星火顷刻燎原。两年后,秦相赵高谋杀了二世皇帝,立子婴为秦君,去帝号,称秦王。也就是说,仅仅风光了十四年,大秦就一落千丈,由帝国重新变成了王国。更可悲的是,降格为王国的秦并没能苟延残喘,子婴也很快就向刘邦投降。这位可怜兮兮的亡国之君,其实只当了四十六天秦王。

    子婴投降一个月后,项羽率诸侯联军入秦。他像一头野猪一样地闯了进去,掠财宝,掳美女,焚宫室,屠咸阳,杀子婴,尽灭秦宗族。然后分封天下,自号霸王,都于彭城,史称“西楚”。原来的秦王国则分裂成三个封区,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号称“三秦”。[2]

    一个庞然大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就连被秦始皇废除的谥号制度,也在汉代恢复,并延续到清末。汉武帝的武,汉献帝的献,就是谥号。

    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想当初,秦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公元前241年,楚国牵头,与赵、魏、韩、卫组成五国联军,以考烈王为总司令,春申君为参谋长,合纵攻秦。联军兵临函谷(在今河南省灵宝市),气势汹汹地准备破门而入。秦人处变不惊,坦然开关迎敌,五国联军竟魂飞魄散,不战而走。秦人不费吹灰之力,各国就成了待宰的羔羊。[3]

    现如今,秦又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屠城的项羽,本不过一介武夫;首义的陈胜,本不过一名戍卒;受降的刘邦,则不过帝国一个小小的亭长。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股级干部”,却取秦皇而代之,成为新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这里面,难道没有历史的玄机?

    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太阳又西升

    跟周一样,秦也是“西边升起的太阳”。

    秦人大约一直是生活在西方的,来历却不甚了然。据说,他们的先祖叫大费,也就是跟随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伯益的父亲是舜的司法部长皋陶,也叫大业。皋陶的母亲是颛顼的孙女,叫女脩(读如修),因为无意中吃了一只玄鸟蛋,便怀孕生下了皋陶。[4]

    这故事跟商族的传说如出一辙,不免让人怀疑是“山寨版”。但伯益被舜“赐姓嬴氏”,却值得注意。

    秦族当然姓嬴,却未必是舜之所赐。嬴字从女,很显然不是父系的氏,而是母系的姓,就像炎帝的姜,黄帝的姬。姜即牧羊女,姬是美女族,那么,嬴是什么?[5]

    请看金文的嬴字——

    如此复杂多变的字形,实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文字学家的解释则有两种,多数学者认为嬴就是蜾蠃(读如果裸,细腰蜂),但也有人认为是龙。不管怎么说,都证明秦族起源很早,而且是由母系氏族变成部落的。

    变成部落的这个族群,也像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样,有了自己的图腾。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图腾是蜾蠃,还是龙。也许,就像楚人的图腾是熊,秦人的图腾是龙。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秦族竟是“龙的传人”。他们当中出了个“祖龙”(秦始皇),倒像是天意了。[6]

    不过在尧舜禹的时代,秦还只是“潜龙”。在后来的战国七雄中,他们的起点甚至比楚还低。楚在西周初年可是受封了的,虽然只是个子爵,或者因为被视为蛮夷而称楚子。秦却直到周孝王的时候才受封,号称秦嬴,爵位最多是大夫,封邑则叫秦。其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也有人说是今甘肃省天水市陇西县秦亭。[7]

    秦君被正式封为诸侯,是在公元前770年。这时,平王已经东迁洛阳,周人的老根据地也被西戎占领。于是周平王对护驾有功的秦襄公说:秦国如果能从那些野蛮人手里收回失地,那么岐山以西就都归你们了。

    哈!秦人得到的封地,其实是沦陷区。

    已经无法确知周平王当时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被西戎占领的岐山和丰水一带,自己反正是无力收回了,不如当作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秦人有能力变现固然好,变不了现自己也没亏。至少,人情总是做了的,而且分文不花,是顺水人情。

    秦的先君却非常争气,他们还真把周的失地收了回来,然后如约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天子,自己则把领地扩展到岐山脚下。这时的秦,才算正式成为周天下最西边的一个邦国,不但有爵位,而且有地盘。

    这是秦文公十六年(前750)的事。后来的秦,便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今陕西省宝鸡市阳平镇)。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等到他们迁都咸阳时,秦已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孝公也被周显王封为西伯(西方霸主)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了周的掘墓人。

    这当然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就算周王室在劫难逃,也未必就一定该死在秦的手上。齐、楚、赵、魏、燕、韩,哪一个没有狼子野心,哪一个不是虎视眈眈,又哪一个实力不雄厚?既然号称“七雄”,就不会是省油的灯。

    事实上,当时疆域最广的,是楚。其次,才是秦,还有赵。再次是齐、魏、燕。但即便是齐,也兼并了宋,拥有七十二座城池。地盘最小的韩,也灭了郑。楚之灭国更多,老牌的邦国陈、蔡、鲁,还有兼并了吴国的越,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这难道是弱者?

    再说兵力。据统计,七国之中,兵最多的是楚,一百万。其次齐、魏,七十万。再次是秦,六十万。然后是赵,四五十万;韩和燕,三十万。因此,即便最弱的燕和韩联手,兵力也与秦相当。如果六国合纵,总兵力可达三百四五十万众,比秦的五倍还多,怎么就抵挡不住呢?[8]

    显然,这需要一个解释。

    蛮族刷新历史

    秦能够成功,也许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改写历史的,尽管并不一定都改得好。但可以肯定,一个蛮族如果善于学习,又能保持蛮野的精神,那么,他们就会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老师,并在老师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来。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后来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如此。

    同样的剧本也在中华大地上演。夏代,东边的商人是蛮族;商代,西边的周人是蛮族。结果,却是商文明优于夏文明,周文明又优于商文明。看来,文明的延续、发展和创造需要新鲜的血液,哪怕它来自所谓“夷狄”。

    秦成为邦国的东周,便正处于这个当口。

    请看地图——

    这张地图显示的,是东周和春秋的天下大势。不难看出,这时生活在所谓“中国地区”的诸夏和诸华,差不多都已日薄西山。其中境况最差的如陈、蔡、曹,早就沦为三等国。好一点的如周、郑、宋、卫、鲁,也只是二等国。一等国是谁呢?晋、楚、齐、秦、越。

    这五个一等国,大都在“中国”周边,甚至不是“华夏正宗”。楚是南蛮,而且北边有卢戎,南边有百濮。越是东夷,而且北边有淮夷,南边有百越。齐也是东夷。他们的开国之君虽然是姜太公,但一到封区就把自己东夷化。吞并了胶东半岛的莱夷之后,便更是夷夏不分。

    此外还有燕,虽然号称西周开国元勋召公奭(读如绍公是)之后,却其实生活在山戎地区,与“中国”之间也有北戎、白狄和赤狄隔绝,根本就是“化外之地”。整个春秋时期,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然而一到战国便勃然崛起,成为七雄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与燕相似的是秦。只不过燕人是北迁的诸夏,秦人则恐怕原本就是西戎。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今甘肃省礼县东北)像“犬戎”一样被叫做“犬丘”,后来又因为善于养马而被册封在秦,无非说明秦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封区则不过周的牧区。

    秦,是由牧民变农民,牧区变邦国的。

    变化很可能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姬周,很希望通过“和平演变”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西戎当中最有头脑的嬴秦,也很愿意向先进的华夏文明学习。你有情,我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平王东迁前后,周秦两族度过了一个不短的蜜月期。秦的“华夏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完成的。只不过,作为被犬戎和骊戎包围,而且与戎狄杂居的游牧民族,他们与姬周的同化不可能那么彻底。周的残余最后被秦收拾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处于中心地带的“传统中国”(周、郑、宋、卫、鲁)衰朽,败落,萎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则是华夏化的东夷(齐、越)、南蛮(楚)、西戎(秦)、北狄(燕)。

    例外的是晋。

    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姬姓国,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然而晋国却是与白狄和赤狄接壤的,在长期的战争中也难免“戎狄化”,甚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因地制宜,夷夏不分。晋,其实也是“混血儿”。[9]

    何况即便是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晋,到春秋末年也面临崩溃。分裂后的三晋(魏、赵、韩)则最先被秦所灭。夷狄化的华夏,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夷狄。

    如此说来,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滞不前,乏善可陈。他们的崛起和辉煌,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吴一样,都只在顷刻之间,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最后胜出的是秦。秦灭了楚,楚灭了越。楚灭亡越,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没多久。这是一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楚便开始走下坡路,秦却如奔驰的骏马、飞驶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愤而崛起

    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说法,叫“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10]

    秦,真被诸侯看不起吗?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11]

    没有也不奇怪。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们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盟会,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半吊子”。[12]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

    幸运的是,面对歧视,秦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甘堕落,他们的选择是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说,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13]

    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晋国大夫赵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14]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从春秋到战国》一书中已经说过。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15]

    杀人机器呀?

    正是。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16]

    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

    何况秦的民风原本彪悍质朴。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再加吼唱。这说明秦人并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没有雅化,也就没有软化,正好训练为生产工具和杀人武器。甚至就连秦的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因为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可谓一箭双雕。

    于是法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其实他们的王牌,无非君权至上;手段,则无非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

    这样一种蛮不讲理的横行霸道,也是没人挡得住的。

    历来就被华夏诸侯看不起的秦,最终咸鱼翻身。而且这条小小的咸鱼,还吃掉了所有的大鱼。现在他们要做的,已不是为华夏文明输血,而是换血。

    秦始皇革命了。

    一号文件

    革命是在灭齐以后。

    齐,是最后被灭的王国。此前,韩、赵、魏、楚、燕,都已经变成了秦的郡县。齐国并入秦的版图后,“中国”就不再是多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可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事,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候颁发的命令,便堪称“一号文件”了。

    一号文件的内容,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也有道理。因为他的成功,确实“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泰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为“后”,不是繁体字“前後”之“後”的简写)。夏代称后,商代称帝,周代称王。现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岂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见,皇最高级。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贵。以此为号,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在嬴政看来,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制定名号,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皇是形容词,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皇帝之国叫帝国,皇帝制度叫帝制,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何况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人神共用的称号,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是称帝也称王的。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就既叫帝辛,又叫纣王。周天子则只称王,不称帝。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周人敬天,岂敢僭越?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王,并非至尊之号。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是为诸侯王。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周王是“共主”,嬴政是“独主”,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但不能称下帝,得叫皇帝。皇的本义是灿烂辉煌,皇帝即“皇皇大帝”,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物以稀为贵。伟大缔造者多到五个,便未免掉价。为了再设一个等级,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当名词用。“三皇五帝”的说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17]

    没有证据表明,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也许当时的他,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又不好意思“比于三皇”,这才发明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即皇和帝,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皇,也就永远地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甚至皇帝的代名词。它的使用比“帝”还频繁,比如皇家、皇族、皇室、皇宫、皇朝、皇位、皇袍、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他这个“始皇帝”只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秦虽二世而亡,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了下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嬴政的“一号文件”,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需要有一个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需要一座凯旋门。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则后世的开国之君,岂非也可以见样学样,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嬴政的变更名号,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当秦王嬴政将韩、赵、魏、楚、燕、齐都收入囊中时,天下和秦便都变了。此前是邦国林立,现在是独此一家。那么,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唯一”的时候难道还叫王国?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性质变了,称号也得变。伯国的元首是伯,侯国的元首是侯,公国的元首是公,王国的元首是王。帝国的元首呢?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就看你要不要帝国。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坚持帝国制度,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俱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始皇称帝之初甚至之后,却备受争议。

    反封建

    争议是一批守旧派挑起的。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王绾(读如晚)。王绾他们倒不反对嬴政称帝,却反对将王国变成帝国。大约在他们看来,名号事小,国体事大。嬴政要管自己叫皇帝,随他高兴好了。但要把王国变成帝国,却不能不争。

    那么,什么是王国?什么是帝国?帝国和王国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有两种王国。一种是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战国式的王国(韩、赵、魏、楚、燕、齐、秦),是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王国制度,王绾他们也不会要。他们要的,其实是西周的国家制度,即“周制”。

    什么是周制?

    一个王国,许多侯国。

    侯国跟王国是什么关系?

    王国是侯国的宗主国,侯国是王国的分封国。也就是说,天下名义上是王国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实际上,王国又把天下分封出去,分封给各个侯国,叫“裂土田而瓜分之”。

    分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划出一片领地,然后在边境线上挖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然后在土堆上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封,也叫封疆、封土、封邦。

    那么,为什么不叫封国?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邦国也有两种。如果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就是“城市国家”。如果是中心城市加其他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就是“领土国家”。人类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就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壮大,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西周初年,除周王国外,其他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到春秋时期,许多小国也还是。但像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则都是领土国家。他们的疆域,也不是周天子当年之所封,当然这是后话。

    封邦之后,是建国。

    建国倒不是建立国都,而是指定国君。国君都是世袭的,始封之君则多半是周王的兄弟(如武王之弟为卫君)和子侄(如周公之子为鲁君),然后是姻亲(如齐国的姜太公)和功臣(如燕国的召公奭),以及同盟国、战败国和附庸国的首领(如楚、宋、陈、杞)。

    邦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但这种爵位制度恐怕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统称皆为侯(蛮夷之君叫子),所以叫诸侯(诸多的侯)。他们的邦国,则叫侯国。

    王国与侯国,是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只要诸侯承认自己是“天下共主”,并象征性地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楚国的义务是进贡过滤用的茅草),对侯国的事务基本不闻不问。各国诸侯都是“独立法人”,他们的邦国也“自负盈亏”。

    显然,这其实是国家联盟,或邦联。但,邦联各成员国是平等的,邦国各成员国则不平等。周君和周国至高无上,只有他们能称天子,能叫王国。

    这就是周制,也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

    这是一个动词。王国与帝国,或邦国制度与帝国制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要有这样一个动作。

    王绾他们认为要。

    一号文件的问题解决后,王绾等人就向皇帝上书,请求封邦建国,立诸皇子为王。秦始皇将此提案交由群臣讨论,上上下下竟是一片赞同。

    赞同也不奇怪。正如王绾他们所说,天下初定,人心不服。六国的残余势力人还在,心不死,中央政府又“天高皇帝远”,谁能保证不会动乱?靠得住的办法,是仿效西周封建亲戚,为新政权镇住地头蛇,筑起防火墙。

    这是有道理的。故此议一出,“群臣皆以为便”。

    不过这样一来,秦就到了十字街头。因为一旦采纳王绾等人的建议,就意味着回到西周,回到邦国制度。然而从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改革甚至反叛那个制度。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重演西周故事,岂非“一夜回到旧社会”?

    那么,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刚刚称帝的秦始皇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好在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叫李斯。反对的理由及其得失,则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重要的是,李斯的反对成功,因为秦始皇投了他赞成票。

    这是关键的一票。

    从此,封建的命被革掉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

    回不到封建社会和封建时代,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也许要到本中华史的第三十六卷才能回答。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封建,要什么?

    郡县。

    在否决了王绾等人封建诸侯的建议后,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都有副职和属员。这,就是郡县制。

    郡县和封建,又有什么不同?

    秦的郡县制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实际上秦的郡和县,就是由周的国和家演变而来的,甚至是灭国为郡,灭家为县。然而郡县与国家,却有天壤之别。

    周的国和家,是封建的结果。天子封建诸侯,是为国;诸侯封建大夫,是为家。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主人。他们不但有产权,而且有治权,因此是君主——诸侯是国君,大夫是家君。

    郡守和县令,则不是主,而是仆。春秋战国,他们是国君之仆;秦汉以后,他们是皇帝之仆。郡和县,都不是他们家的,而是国君或皇帝的。他们之于郡县,当然没有产权,甚至没有治权,只有代理权。换句话说,他们是由国君或皇帝任命和派遣,代表元首管理郡县的。

    因此,郡守和县令没有爵位,只有职位。他们的职位也不像诸侯和大夫的爵位那样可以世袭,反倒可以罢免和调动。也就是说,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当家人,郡守和县令则只是君权的代理人。

    这,就叫“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是因为“中央集权”。官在四方,权在中央。集权,就不能再封建,因为封建是分权制。因此,一旦全国为郡县,邦国就必然变成帝国。至于那元首是叫国王还是皇帝,其实并不要紧。只不过碰巧的是,嬴政的称皇帝和定郡县,竟刚好是同时进行的。

    秦,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

    变成了帝国的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踌躇满志的秦始皇,便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一统天下

    统一是在始皇称帝之后开始的。

    这话奇怪。此前,他不是已经把韩、赵、魏、楚、燕、齐跟秦并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统一中国”?

    当然不是。

    什么是“统一”?统一是相对分裂而言的。比如晋变成了赵、魏、韩,就是分裂。如果重新变成晋,则是统一。东汉以后的西晋,也是。因为之前的东汉,是一个整体。变成魏、蜀、吴三国,是分裂。西晋,当然是统一。

    秦做的事情则不同。因为此前的周并不是统一国家(周帝国),而是国家联盟(周天下)。邦联各国,西周时期有独立治权,春秋时期有半独立主权,战国时期有完全独立主权。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怎么能说是分裂?

    没有分裂,就不存在统一。

    比如美国。最早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个States(现译为州,其实应译为邦),当初就是独立的。他们在1776年宣布由Colonies(殖民地)变成States时,便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民选的“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State之间也完全平等。请问,这能叫“分裂状态”吗?

    所以,他们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便只能叫“联合”,不能叫“统一”。他们的国名United States,也被准确地翻译为“合众国”,即“合众邦而为国”。[18]

    因此,没人会说“华盛顿统一了美国”。

    同样,也不能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那该怎么说?

    兼并。

    秦兼天下,秦并天下,秦灭六国,都对。

    这其实也是古人的说法。中国人的古书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或者称“并”,或者称“兼”,或者称“并兼”,没有称之为“统一”的。[19]

    不过兼并之后,原先邦国林立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这时,统一的工作就不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可行的了。

    没错,天下一统,是帝国的需求。

    邦国不需要统一吗?不需要。邦国的特点,是“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多元共存”。大家都是“之一”,没有谁是“唯一”。如果要求统一,请问谁来统?

    所以,邦国只求“同一”,不求“统一”。所谓“同一”,也只是“认同”。比方说,都认同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华夏文明是先进文化,如此而已。

    求同就得存异。齐东“野语”,楚人“鴃舌”(读如决),吴人“断发文身”,越人“徒跣不履”,并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改弦更张,改头换面,统一起来。

    这是春秋。到战国,共主都没了,大家都是独立王国,更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于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文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甚至出现了所谓“鸟书”和“蝌蚪文”——[20]

    货币也五花八门。简略地说,大体上是周、赵、魏、韩通行布币,燕和齐通行刀币,楚通行铜贝和金币,秦通行圜钱。而且,即便同为刀币或布币,形制和重量也不一样,折算起来极为麻烦。[21]

    这当然让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能容忍。因为帝国不但要求“海内为郡县”,而且要求“法令由一统”。如果不把文字和货币之类都统一起来,那么,难道皇帝的诏书要写成不同文本,国库里面又是布币又是刀币?

    于是秦始皇勒令全国统一,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亩制(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统一车轨(车宽六尺)。据说这是孔子也曾向往的,比如《礼记·中庸》就主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意义最为重大的,还是统一文字。

    统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推行简化字。为此,他们不惜先革自己的命。秦本西周故地,通行的是籀文(籀读如宙),也叫大篆。大篆笔画繁重,始皇就让李斯简化为小篆,也叫秦篆。后来,程邈更简化为秦隶。这就连低级官吏和底层人民也可以认识了,所以叫“隶书”。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不但普及了文化,也延续了文明。事实上,我们民族的文明三千年不中断,文字的作用功不可没。从甲骨到金文,从周篆到秦篆,从篆书到隶书,陈陈相因,一脉相承。于是商文化延续为周文化,周文化延续为秦文化,秦文化延续为汉文化。承上启下的,正是秦始皇的“书同文”。

    书同文的结果,是一个更大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她的形成,却其实开始于秦。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秦帝国二世而亡,两汉又长达四百多年之久,那么,汉语、汉字、汉族、汉人,是应该叫作秦语、秦字、秦族、秦人的。

    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大革命: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革命的结果,是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其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只有西周封建和辛亥革命可以相比。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任何革命都是有代价的。在古代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甚至必须有人献祭,有人以身试法做牺牲品。这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历史又选择了秦。

    秦始皇革命十二年后,反秦运动席卷天下,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这当然是秦始皇万万想不到的。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举起义旗的,并非他处心积虑要防范的六国贵族和遗老,而是一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就是陈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