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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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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势妹妹的故事告诉我们,

    魏晋是唯美的时代。

    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

    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唯美时代

    公主震怒。

    怒火满腔的殿下号称南康长公主,是明帝的女儿、成帝的姐姐。愤怒的原因则任何女人都能理解:她的丈夫居然在书房里偷偷藏了一个小妞。

    小妞其实也是公主,哥哥李势是成汉国的皇帝,只不过此时已经亡国。率军灭亡了成汉的征西大将军桓温顺手牵羊,把李势年轻貌美的妹妹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家中,背着妻子南康长公主“书屋藏娇”。

    公主当然不能容忍。

    震怒的公主一把推开了房门,身后跟随着几十个持刀的婢女。她们进门的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长长的头发拖到地上,皮肤像玉一样温润。

    所有人都看呆了。

    李势的妹妹却不紧不慢继续梳头。她把头发梳好盘了起来,这才起身向公主行礼,然后平静而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刀子被扔在了地下。南康长公主冲了过去,抱着李势的妹妹说:好孩子,你实在是太漂亮太可爱了,就连我看见你都要动心,何况我们家那个老东西![1]

    这当然是传闻,却未必不真实。至少,它表现出来的风气和风尚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而且可以使人生,也可以让人死。

    比如孙策。

    孙权的哥哥孙策,与周瑜同为汉末有名的少年英雄和青年偶像。他们俩二十四岁迎娶江东美女大乔和小乔时,被吴人亲切而欣赏地呼为孙郎和周郎。那时的孙策,在战场和情场都很得意,真能让所有的男人都羡慕不已。

    可惜好景不长,孙策被仇家刺伤。伤并不致命,只不过脸被划破。孙策却说:我的脸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还能再建功立业吗?说完大吼一声,创口破裂而死。[2]

    奇怪!建功立业与长相有关系吗?

    有,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以貌取人。一个人如果才貌出众,就会受到追捧,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比如潘岳。

    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是西晋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头号美男子。他甚至在后世成为俊男的标准,正如西施是美女的代名词。因此,一个男人如果长得漂亮就叫“貌若潘安”,女人则会把自己的最爱称为“檀郎”。

    事实上潘岳早就是“大众情人”。他年轻的时候,只要拿着弹弓坐车出去玩,洛阳城的女人便会老老少少全都跑出来,手牵着手围着他看,还要往他的车里送水果。潘岳的风头,绝不亚于今天的好莱坞明星。

    这当然很让人羡慕,因此另外两位文学家左思和张载便见贤思齐,也拿一个弹弓坐车出来玩。可惜他们俩的长相实在对不起观众,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冲左思吐口水,男孩子都向张载扔石头。结果,潘岳空着车子出去,一车水果回来。张载空着车子出去,一车石头回来。[3]

    如此风气是否可取,当然不妨见仁见智。实际上潘岳的人品十分可疑。为了巴结讨好贾皇后的外甥贾谧,他和石崇每天都要等候在街头,远远看见贾谧车子扬起的尘土便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也叫“拜望尘”。

    就连他的母亲都对此嗤之以鼻,潘岳自己最后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说,临刑前潘岳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对不起你!然而说什么都已经晚了。[4]

    潘岳人头落地,尽管那张脸漂亮至极。

    相反,庾亮则死里逃生。

    与王导、桓温和谢安相比,庾亮可能是东晋“四大执政”中最漂亮的。晋元帝司马睿甚至就因为庾亮光彩照人风情万种,才决定聘他妹妹为皇太子司马绍之妃。庾亮也才得以在晋明帝司马绍驾崩后,以国舅爷的身份执掌朝政,大权独揽,尽管名义上的顾命大臣是他和王导两人。[5]

    然而庾亮的能力显然不如王导、桓温和谢安,他一意孤行的结果则是逼反了拥兵自重的地方官苏峻。苏峻兵临建康城下,庾亮只好狼狈逃窜,先去投奔温峤,然后又和温峤一起向陶渊明的曾祖父征西大将军陶侃求援。[6]

    陶侃却要杀庾亮。

    这并非没有原因。于私,陶侃认为顾命大臣的名单中没有自己,是庾亮做了手脚。于公,苏峻之乱确实是庾亮一手酿成。所以,当陶侃率领大军来到温峤的驻地时,便明确表示不杀庾亮兄弟,不足以谢天下。而且,也只有杀了庾亮兄弟,苏峻才会从建康退兵。[7]

    当然,也有人说陶侃并无这种表示,只不过大家都这样议论和猜测而已。但庾亮惶恐不安,则可以肯定。实际上这时的他,已经连逃跑的可能都没有,只能接受温峤的建议,硬着头皮去见陶侃。[8]

    陶侃却又意外地高抬贵手。

    此事同样是疑案,也众说纷纭。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说法是:陶侃一见庾亮,就为他的风度神采所倾倒。不但马上改变了态度,还非常喜欢器重这个漂亮人物。[9]

    美能救人一命,这似乎是一个例证。

    这当然未必可靠。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动而坦诚地承担了酿成苏峻之乱的责任,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极佳的风度(风止可观),让陶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看法,并表示出欣赏。[10]

    可能吗?

    完全可能。

    实际上此案与李势妹妹的故事如出一辙。在那个案例中,真正打动南康长公主的,与其说是那姑娘的长发拖地和皮肤如玉,不如说是她的“神色闲正,辞甚凄婉”。或者说,正因为她视死如归,才格外地楚楚动人。

    庾亮应该也如此。

    事实上作为魏晋名士和当朝宰相,器量和风度之于庾亮简直就是起码的修养。他在与苏峻作战兵败逃亡时,手下的士兵射箭误中了自己船上的舵手。当时众人大惊失色如鸟兽散,庾亮却从容镇定不紧不慢地说:呵呵!这样的技术水平,怎么能指望他打败贼兵![11]

    这就跟谢安在海上的表现一模一样。

    甚至直到晚年,庾亮也都维持着良好的风貌。苏峻之乱后,庾亮离开中枢出任荆州刺史,驻节武昌(今湖北鄂州)。某天晚上,一群名士聚在南楼吟诗作曲。就在音调渐入高亢之时,庾亮带着十几个侍从来了。众人正要起身回避,庾亮却说:诸位请留步,老夫也兴致不浅。

    于是举座皆欢。

    那是一个月朗风清的秋夜,参加聚会的也都是一时之选,包括后来被司马昱用于制衡桓温的清谈家殷浩。庾亮和众名士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一任凉爽的江风把他们的高谈阔论和欢声笑语送到远方。

    远在建康的丞相王导,后来是从王羲之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听完,王导忍不住问:那时,元规(庾亮字)的风度恐怕不得不略有减损吧?

    王羲之却不容置疑地回答:唯丘壑独存。[12]

    这是很高的评价,王导也只能默然。问题是,王羲之他们极为看重的“丘壑”是什么?为什么只要心中存有“丘壑”就能风度不减,让人不敢小看呢?

    漂亮地活着

    丘壑就是深山幽谷。

    深山幽谷是隐居的地方。王羲之说庾亮的心中“丘壑独存”,难道是说他有隐逸之心?

    应该不是。

    庾亮当然不会去做什么隐士,他甚至也不会“大隐隐于朝”。所谓“唯丘壑独存”,只不过是闲静超脱的胸怀情趣依然故我而已。这倒是魏晋名士必需的情怀。就连那位名士皇帝司马昱,也要把皇家园林看成深山幽谷。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

    我们知道,魏晋是士族的时代,东晋尤其是。而所谓“士族”,则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这样的族群或阶层竟然以归隐山林为境界和情怀,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奇怪,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虚伪”。包括那位“望尘而拜”的潘岳,在撰写《闲居赋》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也许,他确实愿意过那种钓钓鱼、种种菜的闲居生活,却又无法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这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很难说哪个更真实。

    实际上在魏晋名士那里,出来做官与向往隐逸并不矛盾。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最后不是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了吗?赞美庾亮“丘壑独存”的王羲之,不也担任了右将军的高级官职,因此被称为“王右军”吗?

    不能说一点纠结都没有。嵇康的儿子嵇绍,就曾经在出(出仕)处(读如楚,隐退)之间左右为难。这当然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司马政权于他有杀父之仇。然而受嵇康之托抚养了他的山涛却说:天地之间,尚且有日月盈亏的千变万化、春夏秋冬的此消彼长,何况人事呢?[13]

    意思很清楚:改朝换代不算什么。

    嵇绍终于做了西晋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八王之乱时,官居侍中的他挺身捍卫晋惠帝司马衷,结果被害于帝辇之侧。事后,宫人给晋惠帝换衣服,惠帝却说:朕这件衣服不要洗,那上面有嵇侍中的血![14]

    晋惠帝历来是被视为“白痴皇帝”的。现在看来,他的智商也许不高,情商却肯定不低。[15]

    成问题的,反倒是某些“高智商”的人。

    实际上从一开始,嵇绍的出仕和死节就备受争议。争论的焦点,则无非在忠与孝、出与处的关系。在许多被认为“有思想”的人看来,嵇绍根本就不该仕于晋,因为出仕则必须尽忠;而嵇绍越是忠于晋,就越是不孝于父。于是连带把嵇绍推荐给晋武帝的山涛,也备受诟病。[16]

    但,这很重要吗?

    未必。因为儒家伦理绝不代表魏晋风度。

    那么,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什么?

    人要漂亮地活着。

    的确,魏晋是唯美的时代;而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这当然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比如夏侯玄。

    夏侯玄是魏晋玄学的开山宗师之一,也是曹魏与司马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其实是被司马师杀害的,只不过表面上经过了司法程序。负责审讯的,则正是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当时的廷尉(公安部长)钟毓(读如育)。

    这是一场让帝国的审判官丢尽脸面的讯问。夏侯玄从走进审讯室那一刻起,就一言不发。严刑拷打之后,还是一言不发。钟毓交不了差,只好亲临现场。

    跟随钟毓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害死了嵇康的钟会。也许,钟会想缓和气氛;也许,他认为可以跟夏侯玄套近乎。总之,钟会自作聪明地上前握着夏侯玄的手说:太初(夏侯玄字)何至于此!

    夏侯玄断然拒绝。他毫不客气地对钟会说:鄙人虽是受刑的囚犯,也请钟君放尊重点!

    钟会狼狈至极。

    廷尉钟毓就更加狼狈,因为司马师规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惶惶不安之中,万般无奈之下,钟毓只好亲自捉刀代笔,按照司马师要求的口径替夏侯玄写了供词,然后流着眼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却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便冷冷地说:难道不就该如此吗?

    此后直至走上刑场,夏侯玄都神色不变。[17]

    对此,人们尽可做出道德的赞扬和评价:有风骨,有气节,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如果换个说法,就叫“活得漂亮”。没错,论态度,是有节;论风度,是漂亮。

    事实上夏侯玄也是漂亮人物,当时人们对他的点评就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他的漂亮甚至让魏明帝曹叡十分难堪,因为曹叡让自己的小舅子毛曾跟夏侯玄并坐,竟被时事评论员们称为“芦苇靠在了玉树旁”。[18]

    这就又让人想起了嵇绍。

    嵇绍同样活得漂亮。他在前去捍卫晋惠帝时,有人劝他带上一匹好马。嵇绍却说,此事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逆贼伏法,要么忠臣死节,带好马干什么?

    那人只能一声叹息。[19]

    实际上嵇绍原本漂亮,他甚至给我们留下了“鹤立鸡群”这个成语。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对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嵇绍真是漂亮呀!那昂然挺拔的风度,就像野鹤独立于鸡群。王戎却说: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爹![20]

    那么,嵇康又漂亮到了什么程度?

    跟夏侯玄以及夏侯玄的“同案犯”李丰一样。只不过夏侯玄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或“玉山之将崩”。当时的说法是:李丰萎靡不振,或者嵇康酩酊大醉的时候,就像一座玉山将要轰然倒塌的样子。[21]

    不难想象,那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

    其实漂亮得像玉树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庾亮。庾亮去世后,一位参加葬礼的名士十分痛惜地说:就这样把玉树埋在了黄土中,让人怎么受得了![22]

    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如此评价?

    外表清朗俊秀,风姿安详文雅,内心澄明透彻,处世超凡脱俗,没有一点污染。用王戎的话说,就叫“风尘外物”(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物)。[23]

    没错,瑶林琼树,原本就不该在世间。

    按照这个标准,庾亮似乎段位还不够,谢安的伯父谢鲲(字幼舆)就这么认为。有一次,还是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问他:众人都拿庾亮跟您相比,您觉得怎么样?

    谢鲲说:居庙堂之高,为百官典范,臣不如亮。处江湖之远,一丘一壑寄情山水,亮不如臣。[24]

    这大约是实话。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曾下令鞭打谢鲲,谢鲲坦然脱衣就刑,面不改色。后来被赦免,同样面无喜容。如此泰然处之,恐怕就因为“丘壑独存”。所以后来顾恺之画像,便干脆把谢鲲画在了岩石里。这位中国的达·芬奇说:幼舆先生就该待在深山幽谷之中。[25]

    然而谢鲲却其实是在朝的。他也好,庾亮也罢,恐怕都只不过把那深山幽谷藏在了心中。问题在于,人要活得漂亮,与那山山水水又有什么关系?当这种情愫、情结或情怀成为风尚时,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我们还得再借用一下谢鲲的眼睛。

    人与自然

    谢鲲最欣赏的除了嵇绍,就是卫玠。[26]

    玠读如介,是一种玉器。卫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

    从此卫玠号为“璧人”。

    可惜璧人儿不经看。卫玠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27]

    当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只有卫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此外与王戎齐名的裴楷,夏侯玄的远房侄儿夏侯湛,还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称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还被称为“连璧”。[28]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实际上这就是魏晋风度的追求,因为这种风度的创造者是士族。士族这个概念常常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感到为难,因为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供翻译。出于无奈,便只好使用“贵族”这个称谓。

    然而士族与贵族并不能画等号。根本的区别,在于贵族有世袭的爵位,士族没有。他们甚至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一个君主将剑放在右肩的册封仪式。因此,士族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其他阶层和族群的区别,除了靠族谱,还得靠外在风度和内在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

    高贵和清纯。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这两条缺一不可,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

    出身寒门必定寒酸,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结果,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讥为“新出门户”。[29]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这就必须超凡脱俗。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比方说: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30]

    是啊,一个人,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

    还有清风朗月,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象征意义魏晋也有,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点评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国家的栋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称为“峨峨若千丈松崩”。[31]

    比和峤更早得到这种好评的是李膺。李膺是东汉名士的领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如劲松之下强劲的清风(谡谡如劲松下风)。[32]

    这是风骨的象征。

    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孤松之独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则认为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也就是说,李膺的风清冽强劲(谡谡),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这样的松下风,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33]

    实际上,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而且,审美的前提是“丘壑独存”。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就叫“长松下当有清风”;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登山临下”,但觉“幽然深远”。[34]

    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没错,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确实超过了前人。简文帝那一句“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道尽了他们的心曲。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35]

    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

    转变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则莫过于自然。事实上魏晋人热爱自然界,就因为它自然。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无须人为”的意思。能做到这一点的,则非自然界莫属。所以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国的山水画不能理解为西方的风景画,魏晋对自然的发现也与科学无关。在人们眼里,自然界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当他们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便是自然科学以外的两种精神文明。

    这就是哲学和艺术。

    魏晋世界杯

    魏晋的哲学是玄学,玄学的表现是清谈。清谈和唯美是当时的两大风尚,东晋四大执政王导、庾亮、桓温、谢安,还有前面提到的漂亮人物比如夏侯玄,也都同时是清谈家。璧人儿卫玠更不但被看死,还差点被谈死。

    卫玠是在西晋战乱时陪着母亲南下的。他先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后到了豫章(今江西南昌),最后被看死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实际上他在被围观前就已经大病一场,原因则是遇到了谢鲲。

    被顾恺之画在岩石里的谢鲲是野心家王敦的属下。当时王敦镇守豫章,卫玠前去拜访,与谢鲲一见如故。结果卫玠居然置主人王敦于不顾,跟谢鲲大谈玄学,一连几天通宵达旦,终于一病不起,无可救药。

    看来,卫玠其实是“过劳死”。他在建康,恐怕是躺在病床上或车子里被人围观的。一个人,重病在身还能受到那样的追捧,实在堪称漂亮至极。

    被卫玠冷落的王敦表现得也很漂亮。他对谢鲲说:当年王弼的言论可谓金声,此番卫玠的清谈要算玉振。这是很高的评价,因为王弼是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他如果参加清谈会,是几乎没有对手,只能自问自答的。

    可惜王弼更短命,只活了二十四年。

    好歹活到了二十七岁的卫玠,同样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天才。据说,他未成年时便开始思考各种哲学问题,还专门去请教了当时的美男子兼清谈家乐广。

    卫玠问:梦是什么?

    乐广答:想。

    卫玠说:梦中之事根本就没经历过,怎么是想呢?

    乐广又答:因缘。

    小小年纪的卫玠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因缘是什么,竟然抑郁成疾。乐广听说大吃一惊,立即乘车前往卫玠家为他分析解说,卫玠这才转危为安。

    此事让乐广颇为感慨。卫玠成年后,乐广便把女儿嫁给了他。由于翁婿二人都聪明漂亮玲珑剔透,因此被评价为一个冰清(乐广),一个玉润(卫玠)。[36]

    美与智,竟是这样的关系。

    不知道乐广当年怎样为卫玠解说,但乐广的清谈水平却毋庸置疑。某次,一位客人跟他讨论《庄子》提出的“指不至”问题。这句话的意思是:概念与事物不可能完全相称,叫“指不至”;相称是没有止境的,叫“至不绝”。因此人类的认识也永无止境,不可能达到真理的彼岸。

    问题是,概念与事物如果完全不能相称,那又要它干什么?真理的彼岸如果不能到达,那又何必追求?为什么我们使用概念时,多少总能有所认识?概念与事物,认识与真理,到底是什么关系?

    客人想不明白,来问乐广。

    乐广却举起了麈尾。

    麈读如主,是鹿群的领袖。鹿群的行动,则全看鹿王尾巴的摆动。因此,麈尾有指挥棒的意思。名士们手中的麈尾,是类似于羽扇和拂尘的东西,有手柄和麈尾毛。它是清谈时的道具,后来更成为清谈领袖和高级士族的身份标志。至于本次,乐广则把它变成了说理的工具。[37]

    客人问:指,究竟是至,还是不至?

    乐广用麈尾触及几案说:至不?

    客人说:至。

    乐广又把麈尾移开:既然到了,怎么拿得走?

    客人恍然大悟。

    这是典型的清谈。事实上,尽管魏晋的清谈未必每次都像这样涉及深刻的哲学问题,但清谈必须富有哲理和充满智慧,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它在魏晋是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那些一流清谈家的聚会很久以后还广为传颂,表现突出的名士则会像国际影星一样出尽风头。

    比如殷浩。

    殷浩就是后来被司马昱用来制衡桓温的人。此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虽然一般,却因擅长清谈而享有盛名。所以他在早年以庾亮属下的身份来到建康时,王导竟然以丞相之尊专门为他召开清谈会,还亲手解下悬挂于帐带的麈尾与之对谈,直至半夜三更兴尽方散。

    这次清谈会的内容无从知晓,但应该相当精彩。因为根据第二天早上桓温的回忆和评论,会上自始至终都没人插得上话,听得懂的则只有他自己和谢安的堂兄谢尚,另外两个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着。

    不过,王导地位尊贵,殷浩则跟庾亮关系密切。因此尽管唇枪舌剑,也一定彬彬有礼,殷浩更是要收敛。等到他跟刘惔辩论时,可就火药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孙盛的清谈家辩论时,更是双方都用力甩动麈尾,结果是饭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冷,里面落满了麈尾毛。

    这样的辩论,就叫“剧谈”。

    其实哪怕不是剧谈,也会让人紧张。因为清谈的知识和智慧含量极高,听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丢人现眼的。所以谢尚向殷浩讨教时,才听了寥寥数语便已汗流浃背。殷浩则不紧不慢地说:来人呀,拿条毛巾给谢郎擦汗![38]

    但即便如此,魏晋名士仍趋之若鹜。事实上,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导,飘逸潇洒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温,从容镇定如谢安,也都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谈,是名士们的世界杯。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魏晋玄学。

    玄学当然也是“中国式哲学”,而且一开始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包括重新为《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作注。然而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玄学与儒学都南辕北辙。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夫子他们要的,就是玄学不要的;孔夫子他们不要的,则正是玄学想要的。

    那么,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术语,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比方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

    很清楚,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对此,谢安曾嗤之以鼻。他说:秦任商鞅不尚空谈,怎么也二世而亡?[39]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是啊,当一群聪明绝顶的人聚在一起,挥舞着麈尾唇枪舌剑时,岂非极其高雅的智力游戏?

    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

    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认为大音希声,固然可以无弦,那张琴岂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抚弄那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40]

    也许,琴就是他的麈尾。

    没有证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交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41]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菊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书法,具象如雕塑、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同样,围棋也不能没有子,哪怕只有黑白两种。

    围棋与音乐、书法、绘画并称为琴棋书画,从分类学的角度看是很怪异的。但如果清谈也能变成游戏,围棋又为什么不能变成艺术?实际上在魏晋,围棋就是“无言的清谈”,叫“手谈”;也是“坐着的隐居”,叫“坐隐”。手谈睿智,坐隐清高。这岂止是艺术,简直就是哲学。[42]

    当然,也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书法和绘画亦然。

    如果说围棋是从游戏变成了哲学,那么,书法就是从实用变成了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那字写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还是仅仅为了好看。这就正如绘画作品是不是艺术,不能看功能,只能看审美。审美是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就只有画工和画匠,没有画家。

    这当然有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就连琴棋书画并称为四艺,也要到唐。但魏晋无疑是重大转折期。以顾恺之和王羲之为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观念开始产生,作为纯粹艺术的绘画和书法已是崭露头角或呼之欲出。[43]

    毫无疑问,这首先得益于唯美的风尚。或者说,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唯美风尚的组成部分。但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却很可能与玄学有关。因为只有经过哲学训练的头脑,才有可能从一撇一捺的线条组合中看出真意来。那样一种审美眼光,是要称之为“玄心妙鉴”的。

    甚至就连琴棋书画在魏晋的大行其道,也许都要拜玄学所赐。至少,音乐、围棋和书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们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老庄思想是相通的,与玄言和清谈的风尚也是合拍的。[44]

    看来,玄学艺术化的同时,艺术也在玄学化。

    自然美的发现,同样如此。

    跟艺术一样,晋人眼里的自然界也是玄学化的。玄学探究的是宇宙的规律,这规律被《老子》表述为“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说“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会“有大美而不言”。[45]

    那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么样子?

    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这是两晋之交郭璞的诗,在后世备受推崇。有人甚至这样说:风声萧瑟,水声泓峥,那意境实在不可言传。每次读到这两句,便觉得神超形越。[4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深长意味尽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说玄学的艺术化是换了言说方式,那么自然的玄学化就是换了审视眼光。这种眼光就叫“玄对山水”,前提则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47]

    也就是说,内心世界一片纯净。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玉,喜欢春月柳,喜欢松下风。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秋冬之际的山阴道尤难为怀,而郊邑还在飘雪,山林却已皓然,会那么让人感动。

    没错,所有这些都纯净而自然。

    自然就真实,真实则率性。某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发现那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于是当即决定去见画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来到戴家门前,徽之却吩咐返航。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48]

    也许,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与人的交往也会变得纯净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码头上,正好精通音乐的名士桓伊在岸边路过。并不认识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传话说:先生能为我吹笛子吗?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桓伊也二话不说,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后转身上车而去。自始至终,两人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49]

    什么叫性情中人?这就是。

    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许便是魏晋风度。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风度有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