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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日根几个人滔滔不绝高声数着大明金国和大明相同的风俗，一时竟停不下来。。
孙一开始琢磨：有道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为族？
第一个冒上孙一心头的概念就是血缘。
最小的族，是家族，直系的血亲构成。
其次，是氏族，由远支的血缘关系维系。。
再往上是部族。
游牧部族的贵族都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底层的老百姓来源五花八门。
游牧人甚至没有氏族的观念，部族就是扩大的家族，所以他们会自然地称呼鄂尔多斯部族为鄂尔多斯家，察哈尔部族为察哈尔家，科尔沁部族为科尔沁家。
他们以“家”为单位互相抢掠。广漠的大蒙古帝国，成吉思汗一死，分了“家”的儿子立刻分裂，过几辈就开始互相厮杀。历数黄金家族，居然找不到父亲死后第二代人和睦相处的例子！
如果说地球上有一群人最热衷于内斗，那就非黄金家族莫属。
为了对付内斗的仇人，他们不惜借助敌人的力量。比如察哈尔家五年前灭了官满慎家，官满慎家为了复仇，死心塌地地投靠真正的异族爱新金国。
部族再往上就是民族。
什么是民族？划分民族的依据是什么？血统吗？政权吗？地域吗？文化吗？宗教吗？
后世的分子人类学DNA研究表明，没有一个民族的血统传承是纯正的。
眼前的阿勒坦金国，大汗和台吉都黄金家族后裔，普通民众却是通过一次次战争抓来的俘虏和自然汇集在一起的流民，其中包括十万源自大明的百姓，一百年间繁衍生息，这些人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显而易见，民族和政权、地域是不重合的。
民族、文化、宗教的关系是一团麻。
同一宗教下存在互为仇敌的不同民族。
同一民族也可以分别信仰不同的宗教。
同一文化下存在不同的民族。
同一民族可以分享不同的文化。
同一文化可以包含不同的宗教。
同一宗教也可以覆盖不同的文化。
民族、文化和宗教交织在一起，谁也理不清楚。
民族究竟是什么？孙一求助于手机的数据库。
手机里的维基资料显示，民族，就是一群人在脑海中虚构出来的一个共同体。
虚构的？
民族居然是脑海中虚构的共同体？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如果认同他属于哪个民族，那么他就属于哪个民族；一个人如果自认为他不属于哪个民族，那么他就不属于哪个民族。
崇祯五年的草原上，普通游牧人象牛羊一样是大汗和台吉的私人财产，逐水草而居，没有领土的观念。各游牧部落之间相互抢掠，游牧人的脑海里显然还没有虚构出来一个叫做“民族”的大共同体。
崇祯五年在边墙以内的大明朝，民众的脑海里也没有清晰的“民族”这个大共同体概念。
明朝人更多认同的是“氏族”这个小共同体，同一氏族供奉同一祠堂的祖先，个人奋斗是为了光宗耀祖，氏族械斗是为了维护同一氏族的利益。
大明的皇帝也不例外，老朱家的祠堂叫作太庙而已。老朱家氏族要求别的氏族效忠他，不效忠就在肉体予以消灭。别的氏族就做做样子给他看，真到了为了老朱家，要和努尔哈赤家拼命的时候，别的氏族扭头就跑。
边墙以内，真正形成“民族”大共同体的概念，怕是要到明朝被满清灭亡才开始，只是那时候什么都来不及了。
边墙以外，阿勒坦金国的百姓是一个例外，富裕稳定的生活让他们认为自己和别的游牧人不同，他们虚构出了原始的“民族”概念，就是土默特族，他们发展出了原始的“国家”概念，就是阿勒坦金国。
孙一直接问道：“莫日根大叔，你自己觉得，你们象明朝人多一些，还是象是其它的游牧人多一些？”
莫日根想都不想就回答：“这话要分两头说。”
“大明金国的百姓既放牧又种地，自己打下的粮食自己够吃，同明国贸易从来没有买过粮。别的游牧人同明朝贸易，主要就用马匹换粮食。”
“大明金国的百姓放牧是驻牧，百姓都有固定的家，放牧地方都离家不远。别的游牧人是踏踏实实的游牧，没有固定的住处。”
“大明金国的百姓三成来自明国，四代金汗受了明国皇帝的封，两国几十年不见刀兵和睦往来，金国的百姓自然是象明国百姓多一些。”
老人顿了顿接着说，
“金国的大汗和台吉，自然是象其它家的游牧首领多一些。”
“首领们都信了教，得了尊号，都是佛陀和圣人的转世。他们最初的十几世都是活在天竺，中间的几世托生在土蕃，现今才转世降临到草原。”
孙一点点头。
以前他不了解黄教，如今知道黄教的来龙去脉后，觉得草原贵族产生这样的归属感一点也不奇怪。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左传·成公四年》：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楚，非我族类吗？
大明金国，非我族类吗？
孙一便再也不开口了。
更多的只能大家自己去体会，否则又被骟了。
这章是对上一章的补充，只能零零碎碎地写。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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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参考资料，与情节极其有关！！！
蒙藏印一体与《蒙古源流》
17世纪在蒙古历史和蒙古史学发展史上都是特殊时期。曾经因达延汗的崛起而重振的蒙古政局再度走向衰落，至17世纪30年代，大汗的直属部落及漠南蒙古诸部都落入清王朝统治之下。汗统断绝，外喀尔喀、卫拉特诸部亦处于被兼并的危境之中。
从17世纪初起，《阿勒坦汗传》、《黄金史纲》、罗桑丹津《黄金史》、《黄史》、《源流》、《阿萨刺黑齐史》等蒙古人自己创作的史书相继问世，形成了自17世纪《元朝秘史》成书以来蒙古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这批蒙古史书集中出现于17世纪，且多产生在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鄂尔多斯、土默特地区。史书中有关明代蒙古的大量记载，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重要史料。书中有关蒙古汗系祖源以及蒙元时期蒙古史的记载，则反映了17世纪鄂尔多斯、土默特蒙古人的历史观。
16世纪开始，藏传佛教迅速传入蒙古右翼部落，并进一步传入其他蒙古部落上层。一批新型的文化人——以佛教思想武装头脑，蒙藏兼通、具有一定本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人随之产生。
17世纪三十年代，曾经的大蒙古国轰然消失，这些文化人出于使命感把自己知道的本族历史书写下来，同时他们思想上的变化带来了对历史现象的重新解读。
《源流》等史书，大多是按照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印、藏、蒙一统相承的叙述方式完成的，主要特点是宣传印、藏、蒙一统的思想，将佛教在三地的弘传史与三地的王统史结合起来叙述，反映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启迪与影响。
《源流》以“喇嘛佛教为纲，以各汗之世系为纬”，分为前言、正编、后记三部分。《源流》蒙文版书名即为“印度、土蕃、蒙古诸汗白史之书”。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蒙古喀尔喀部將《源流》抄本进献乾隆，乾隆下旨译成满文，后又译成汉文，作为钦定本收入《四库全书》。
满译本作书名为“印度、土蕃特、蒙古诸汗源流书”），汉译本作《额讷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简称《蒙古源流》或《源流》。
满译本错误很多，导致清代的汉译本也有很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