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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新书的认知上，人们产生了新的分歧。
一位历史学者说：“《万历十五年》的风格过于奇异，令人难于接受。书内提及了宫廷生活与嫔妃恩怨，应属秘闻一类。却因海瑞而涉及明朝财政，因李贽而涉及中国思想，则又该划学术著作。此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令一位同行却说：“这是一本奇书，张斯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为采取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层层推进，引人入胜。深厚的史学功底，加上超人的逻辑思维，还有高雅却浅白的文字，造就了一部新的杰作。”
两种说法都对，《万历十五年》确实有这种种特点。
至于具体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要看个人的喜好了。
说起来，原作者黄仁宇先生，与钱宾四先生颇有些渊源。黄仁宇是国际知名学者***的门生，而***正是钱宾四老先生的得意弟子。故而《万历十五年》，与《国史大纲》也不是没有一毫的关系，至少在两位作者的身份上，是有点师承的意思。
单就好看程度而言，读者还是偏于《万历十五年》的。
因为书内对于历史的叙述，实在很有趣，比如正文的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
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
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这样的写法，在之前的史学著作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仿佛散文，或是小说一般，可读性极强。所以有人评论：“将专著写的如此趣味盎然，引人入胜，在史学界中，尚属于首次。在读者的诉求刚刚结束，张斯便拿出了这本书，以满足大家，实在令人惊奇。”
或许有人要说，论趣味性，《明朝那些事儿》岂不更强？
这又不单单是趣味性问题了，《明朝》只是通俗读物，基本上处于叙述故事的状态。其中并没有什么高深的问题，除可读性之外，其它东西有限。而《万历十五年》对于学术界，是能产生影响。
“虽然张斯在文章说，《万历十五年》是为‘非专业人士’准备的，其实依然有许多学者在阅览。对于书中表达的‘大历史观’，已有不少人撰文论述，不得不说，这又是一种颇具创建性的研究方法。
强调技术，以实证主义从技术角度谈论历史，避免产生基于意识形态的争执。与英美常用的微观剖析历史方法不同，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生涯探究和单一历史事件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社会结构特点。
‘大历史观’指出，时代之走向及发展状况，是由无数社会和物质上各种因素共同堆积起来，历史舞台上某一‘关键角色’往往只是一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为众人所熟知的著名历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舞台，坐上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角色’席……”
“以一种深远辽阔的笔法，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俗套撇在一旁，专注地研究历史的事件。通过对经济、物质的解析，将前因后果贯穿一通，使得前后连接，各种细小原因，汇聚在眼前，合力造成了已有的结果……”
“张斯对人物的刻画往往带有一点心理史学的影子，在以往，人物的心思一向是文学家驰骋的领域，张斯虽然去揣测人物的想法、动机等，但不能意味这非历史研究，因为张斯的推论或想像皆有广博的史料支撑，故应将之可视为‘以文学手法撰成的历史著作’。
也因如此，冰冷的历史在张斯的笔下生动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不过张斯的叙事体仍有其缺点：第一点、张斯勾勒人物心思的笔法是经由‘结果论’而产生的，因为历史已经发生过，所以张斯才有能其推断，这与心理学家所使用的方式不同，因此张斯的推断是否妥贴，还有待商榷。
第二点、在历史想像的部分张斯用的是‘肯定’的语句表达，因此人物在无形中就被附加上了张斯想像的性格，显然太过武断而不够谨慎，可谓历史想像发挥过了头……”
“……”
专业性的论文，新鲜出炉，五花八门。
有极力赞赏的，也有不少批评的，可谓毁誉参半。但《万历十五年》毕竟在史学界产生了影响，尽管与《国史大纲》相较，尚有些距离，但却比《明朝那些事儿》强的多。因为《明朝》连载，或是出版的时候，虽然议论纷起，也都是民众的行为，却并不涉及史学界。
当然，这三本书，各有利弊，也不能片面的看待。
“若论盈利，在张斯的史学读物中，以《明朝》为最，七卷的书销售以千万计。其火爆的程度，至今尚未见着能与之匹敌的著作；以经典的程度而言，《万历十五年》更胜一筹，《明朝》的热卖，只在两三年内便消逝了，《万历十五年》却是持续三十年的畅销书，更改变了华夏人的阅读方式，影响深远。
至于《国史大纲》，除了专业人士，或是极为喜爱的人，很少有读者买。它的销量，在张斯的著作中，显得十分可怜。但每年均有印刷，引用率极高，属于大师级的著作，尤其前面的导论，更是华夏每位学历史的人，可脱口而出的……”
————引自《现代文学史话》
《万历十五年》的出版，在华夏图书界还是颇有影响的。
由于张斯的号召力，加上书本身的质量，到书店购买的人极多。销售势头良好，数字一直在攀升，成为本年最畅销的书之一。尽管与《明朝》的火爆相比，略显不足，但在评价方面，却超了很远。
各类图书的排行，一无意外，都将它列在了榜首。
由大陆而香港，又香港而台湾，进而是整个亚洲……史学界多少受到了些影响，民众的购买力也表现的很强大。凭着张斯平日的声望，大家对他的书，有种盲目的信任，在没有多少评价的时候，已经纷纷购买了。
与此同时，《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也开始在西方登陆。
这倒是可以理解，因为它本身就是英文写就的，后来才翻译成中文。黄仁宇初出版时，遇到了许多挫折，因为风格有些特殊，被人数次拒绝。张斯倒是没有这样的疑虑，一方面，《国史大纲》的成就摆在那儿，大家对于这部新作还是很看重的；另一方面，由于《明报月刊》的影响力在增大，张斯水涨船高，在海外华人学者中也是声名卓著，故而有许多人愿意奔走，为他帮忙。
出版不久，便获得了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提名，还吸引了西方评论界的注意。
当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又掀起一阵不小的热潮，尽管普通的民众，对于这个奖项并不了解。但总归是件好事，华夏人能得此荣誉，值得庆贺。带来实际的影响，便是销售短期内大幅度飙升，立即冲进了大陆畅销书排行的前十名。
“西方人对于张斯的认识，起初是存在分歧的。因为他一次出名，是因为侠肝义胆，独力对抗政府事件，成为年轻人的偶像；第二次出名，是由于电影《活埋》的上映，许多Cult片迷成了他的忠实粉丝；第二次出名，则是由于《万历十五年》的出版，在西方评论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就导致了他的三种身份：侠客，导演，学者。
关键则在于，这三种身份，吸引着不同的人群，而他们之间的交集并不很大。所以西方人对于他的认识，处于分裂的状态。有时候，两个人同时谈起他，却总谈不到一块……”
————引自《大师的放逐》
当然，即使这样的畅销，也不是每个人都喜爱的。
“其实，十分不解这本书的出现。
它就像一个半成品，有些不伦不类。与《国史大纲》比起来，它显得过于随意，那种小说笔法，令人看了直皱眉头；与《明朝》比起来，它又显得过于艰难，大量严肃的学术讲究，比如对于明代财政税收制度的论述，吓跑了许多读者。
《万历十五年》绝非一部成熟的作品，带着许多实验的性质。
但这在张斯，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属于费力不讨好的举动。想赚取利润，便写些通俗读物，浅白明了，一望而知；想获得名声，便写些高深的论文，最好是看得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言。这两条路，都是可以走的，想来在张斯并不非常困难。
既是如此，再写那些半成品，就有些对不起读者了……”
“此书的文风有点问题，看着颇为别扭。明明写的华夏文，还有许多古典的词汇，却是浓郁的翻译体的味道。语义有些凌乱，许多段落，看的人莫名其妙，简直不知在说什么。与他早先的作品比起来，属于一种倒退……”
“张斯大概是江郎才尽了，这样的故事也好意思拿出来。奇怪的是，许多人竟说《万历十五年》写的‘很有趣’。实在令人不解，我看的时候，已经昏昏欲睡，翻遍了全书，也不知‘有趣’在哪。
自《明朝》之后，张斯的历史书籍越来越装，已经不像个平民作家。我为那矫揉造作的姿态，感到难过，这大概便是想当**，又想立牌坊吧……”
“……”
现在，坊间流传着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张斯；有张斯的地方，就有争论。
这话说的极有道理，颇为契合事实，眼下便是这样的状况。批评的声音，刚刚响起，反攻的号角便已吹起了。兴奋的勇士们，骑着笔杆，冲向了最前方。
“说《万历十五年》有实验的痕迹，可以赞同。毕竟张斯是在读者强烈要求下，为大家写作的新书，首先应该表示感谢。既然提出了许多创新，别人没有见过，自然可以说是实验。
至于说它是半成品，笔者难于认同。
这是一本奇书，吸取了《国史大纲》与《明朝》的经验，在学术与通俗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这是之前没人做过的，而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但它却是成熟的，甚而已经比较完美，属于新类型里的第一座高峰。
张斯原是可以分别走两条路，各不相干，该赚名声赚名声，该赚钱赚钱。但这绝不是他的目的，因为他既不缺名声，也不缺钱。实则他在努力拉近两群读者，通过自己的书籍，使得他们能有交流，这才是他的良苦用心……”
“此书的语言十分雅致，与张斯一贯的文字，并没太多的不同。至于翻译体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没什么好别扭的。其实，不单是行文，就是连思维，他是用西方的。
乍看来，似乎与前作有些矛盾，实则不然。之所以如此，正是为了与《国史大纲》互为补充，一者东方化，一者西方化，相辅相成。想起前些日子，还有人嚷嚷着‘张斯不懂西方思想，不能写华夏历史’，于今想来，果然好笑的很……”
“论讲故事的能力，张斯若是自认第二，华夏谁敢自认第一？
《万历十五年》只是他的一个创新，与讲故事有半毛钱的关系？连原作未读完，便来胡说八道，实在令人不齿。《神雕侠侣》尚在连载，难道你看不见么？
那么多人说有趣，自然是有道理，至于你何以昏昏欲睡，只能说水平有限，看不得好东西。《明朝》固然是有趣的，却偏于低俗，与《万历十五年》的含蓄高雅，如何相比？在我看来，许多人就是读书太少，完全没有判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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