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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从那次灵异的经历后，心中再无任何纠结，却生活在几乎人人存着各种纠结、各种纠结都有的世道人间，体验到知音难觅的孤独；心无纠结使他感到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阻滞之感，体验到的是虚无和超然，帮助他消解了由孤独可能伴生的恐惧。他编制精神活动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纾解开他人心中的纠结。经过一番编制程序的努力，他总结道，贫穷，似乎更容易纾解开心中的纠结，因为已经一无所有，会更容易放得下，已经没有什么可放下的了，放下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已经到了坏的不能再坏、穷的不能再穷的境地，再穷再坏也不会再恶化下去了，稍加改善就容易满足；富有，却不那么容易满足，难以放得下，富有了还想更加富有。经过他的一番纾解尝试，发现贫穷虽然放得下，却容易滋生依赖，懒惰，满足不了就怨恨；富有，会变得更加贪婪。在贫穷和富有之间，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又进一步形成难以纾解开的纠结，贫穷的仇富，富有的厌贫，需要编制一种全新的纠结。历史老人仿佛开了天大的玩笑，人们的心灵依然在原地踏步，没有超越出贫穷与富有的纠结。怎样才能纾解开贫穷与富有之间存在的纠结？吴为能成功地开发设计出这样的程序吗？
吴为的结论是惊人的。如今的社会，富人的觉悟比穷人的觉悟显得更加重要。富人如果缺乏警惕觉悟，会重新沦落到贫穷，会比原本的贫穷变得更加可怕。穷人古老的觉悟模式，是明白贫穷的根源在于富人的剥削，通过革富人的命来改变贫穷。结果是，富人没了，变成了穷人，穷人依然还是穷人。
吴为认为，中国社会也就是最近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才开始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财富积累，财富开始充分涌流，财富的涌流是怎样一种景象啊，形容财富象泉水一样从地下向外喷涌而出。二代这个概念的出现。也有它特定的时代内涵，最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是富二代概念，说明我们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太浅薄，还需要多少代人的继续努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德建设怎样搞，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也是时代发展提出的重大挑战。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我们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道德成就，会帮助我们成功地应对这样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去我们主张和欣赏的是救危扶困式的道德模式，他并不否定这样做的建设意义。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永远停留在这样的状态，只能说明这个社会永远处于贫困状态，永远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又该由谁来实施救危扶困，就是救危扶困又能帮助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改善多少呢？更应该引起我们反思的是。单纯经济上的贫困并不可怕，它可以成为人类搏击的纯洁地平线，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困，这种精神上的贫困不只是产生对救助的依赖性，更有可能滋生不满怨恨甚至仇恨。道德行为的体验应该是愉悦，播种的是道德建设的努力，收获的是自我完善的喜悦。
吴为体验到自己的心灵出现“空置状态”。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靠什么充填？大脑空旷感，急需装东西，任何要素只不过闪现一瞬。长时间处于一种无欲无求无所想无所牵挂的状态，孕育着什么？脑海中仿佛漫无边际的星空，显得极为空旷。边际向极远极高处伸展，我还能做什么？他因寻求高层体验，对虚无状态有了自觉，开始思考虚无。虚无本身即是一种高层体验。如同音乐、美术、歌曲、文学、爱情、信任，给人带来喜悦、激动。上帝也是人类特定智慧创造出来的。人类的未来可能会创造出高于上帝、佛教的成就来。人们对高层体验的向往和追求是无止境的，这种向往和追求会激发出更加伟大的创造力，使人们在更高的水平上来分享伟大的成就。人类的心灵，张显出神奇的特性，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虚无，是心灵摆脱了拴束获得自由的状态，轻松以至于无，这种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什么都有的状态，是一种选择取舍自如的状态。心灵，说小，小至容不下一人一事一物一念，被一种念头想法牢牢占据仿佛扎下根锁定一般，对其他人、事、物、念产生极强的排斥力。说大，容得下人间事、人间人、人间情、人间理，其大简直要用整个宇宙去称量衡量。心小，俗称小心眼，小心眼不是坏心眼但却极容易坏事；心大，固然有助于成就大事，但也容易忽视细节功亏一篑，酿就终身遗憾。心量有如此大的伸缩性，关键在如何想。心量的狭小令人感到悲哀，心量的宏大使人荣幸。心灵的狭小任何东西也填充不进去，心灵的宏大任何东西都可填充进去也填充不满。
吴为总结西方经过几百年演化成熟了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刚刚明确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便预言了体制内在的深刻矛盾，这样的预言不幸地为他后来亲身经历的阵痛所验证。遗憾的是社会理性的成熟，政策的跟进配套完善总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如何在这样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中，尽可能通过人为努力，缩短和减轻过渡期的痛苦变得至关重要了。
吴为认为，在我国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创新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基本力量、因素：一是体制本身的自构造、自演化规律，即体制内部诸要素之间存在着功能藕合性关系，一种类似于生态性的共生互赖关系。二是体制创新的道德价值。在体制创新过程中，伴随着人们的经济利益格局由一种均衡状态向另一种均衡状态转换的过程，对不同类型的人群会产生不同性质的影响，人们基于各自的利益会产生不同的评价，并采取不同的行动。利益阻碍着人们对体制创新过程达成一致性理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发展恰恰需要人们对一般趋势达成共识。
对于体制创新过程中所存在的规律性与价值性的矛盾，存有两种类型的解法：一种是单纯考虑规律性要求，而不必顾及道德价值，也就是说不必关注体制创新对一部分人的不利影响。这种解法，容易使体制创新的内在矛盾发展为外在的二元对峙形式，使由此引发的巨大社会紧张性和不稳定性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势必损害体制运行的社会基础。另一种较为理想的解法是将体制的完善置于优先地位，兼顾道德价值的要求。按照这一解法，可将市场经济体制划分为主导部分和辅助部分，前者实行要素优化组合，通过严格的市场竞争决定资源的配置和收入分配；后者则降低组合条件、标准，对以各种形式退出的人员实行有效的社会救助，能够保证他们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
吴为满怀希望地提出，与市场经济体制分解为主导部分和辅助部
分相适应，社会竞争领域形成了二元性的竞争模式。竞争固然是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但竞争的性质和方式，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所谓二元性竞争模式，是把竞争模式分解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衣食竞争为目标的低级竞争模式，另一种是以智德竞争为目标的高级竞争模式。社会进化的趋势是逐步取消衣食竞争，实行智德竞争。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高级竞争模式类似于体育场上的比赛，政府是裁判，参加智德竞争者是运动员，取消衣食竞争者是观众。我国现阶段正是主张和努力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通过使社会生存标准达到起码的社会保障线水平，达到取消以衣食竞争为主要内容的低级竞争模式；通过依法打击假冒伪劣、权钱交易等种种失信违法的恶行，达到建立以智德竞争为主要内容的高级竞争模式的目标，这将使社会运行更加趋于合理化和有序化。由于我国现存特殊的城乡二元性社会结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这种取消低级竞争模式的努力还只能在有限的城市中推进，城乡尚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依然生存在贫困线以下，生活于低级竞争模式中，其中，通过个人和家庭努力处于求学上升过程中的人群，仍然有相当部分人没有摆脱衣食竞争的痕迹，节衣缩食而求学。这说明由现存的二元性竞争模式过渡到单一性高级的智德竞争模式，还需要整个社会付出长期的、极大的努力。二元性竞争模式的存在具有相对性、动态性、开放性，生活于低级竞争模式的人们，可以经过自身的努力提升自己的生存层次，摆脱衣食之忧。已经进入高级竞争模式的人们，由于年龄、身体、才智结构等原因适应不了竞争的要求，会成为掉队人、落伍者、牺牲品，需要社会提供救助和保护；若律己不严，降低了自身的智德水准，甚至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完全有可能沦落到为衣食而竞争的境地。一种极端的生存状态是一些献身于人类崇高事业的人们，反而摆脱不了衣食之忧，社会有责任为他们创造和提供生活条件，使他们尽心于创造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