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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为标调离米脂县，升迁到京城，在米脂县引发了很大的震动，陕西各地知县，本就不受待见，能够升迁为从六品的州衙同知，就算是很不错了，有背景之人，谁会愿意到陕西这个贫瘠之地来，崇祯元年陕西各地出现流寇、澄城县知县张斗耀被流寇斩杀之后，诸多官吏更是谈及陕西色变，若是有人被派遣到陕西或者是辽东为官，那一定是得罪了朝中某位大人，遭受到排挤，让你到这些地方来吃苦了。
京官与地方官绝不一样，就算是京城之中某些所谓的清水衙门，就算是同一品阶的官员，京官的身份也要高贵很多，譬如说都察院正七品的监察御史，和地方上七品的知县比较，那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家监察御史外派为官，要么就是直接到巡抚衙门，或者布政使司，要么就是到府衙，甚至可能直接被任命为正四品的知府，知县则绝无这种可能。
卢为标离开米脂县，县丞暂时代行知县之职责，这种所谓的代行职责，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县丞毕竟是八品官，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举人的功名，升任知县几无可能，所以做事情轻不得重不得，要知道地方上的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利益关系纠缠其中，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本来就不好做，要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县丞吃不了兜着走，肯定是要吃亏的，所以这种代行知县职责的事情，最好就是顺其自然，什么事情都不管，除非出现了非要处理的重大事情。
县丞不管事，这对于吴帆徽来说，是绝好的机会，在马鞍山村落户的所有人，在这期间全部都落实了户籍，上了小黄册，其户籍上注明是吴氏家族的护卫，或者是下人，这些人有了正式的身份，就可以出入县城了。
吴氏家族在这段时间，力量开始逐渐发展和显露，有前任知县大人的赞誉，有县衙的公告，没有人敢小看吴氏家族，县城之中的其余四大家族，除开贺氏家族的态度尚不是特别明朗，其余三大家族，毫不犹豫的朝着吴氏家族靠拢。
最为明显的变化，还是家族出面调解纠纷的事宜，这实际上就是家族的权力，谁的权力大力量大，谁就能够在调解之中做主，直接做出决定，纠纷的双方不管是服气还是不服气，都必须要遵照执行。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寻常百姓是不会到县衙去打官司的，那可能意味着破财，意味着被敲诈，县衙里面的官吏，包括衙役，可不是吃干饭的，所以平日里的纠纷，双反都是找到德高望重之人帮忙调解或者决断，这种决断或者调解，很多时候比官府的决断都有威力。
县城之内纠纷调解的事宜，以前几乎都是贺氏家族出面，现如今吴氏家族开始出面，而且县衙的态度也是微妙的，就连代行知县职责的县丞大人，好几次都说起吴氏家族调解民间纠纷的事情做的很好，为官府减轻了很多的负担，的的确确是为官府帮忙出力。
有了如此的前提，吴帆徽这段时间可没有闲着，他终于做了一件自己看来是早应该做的事情，也让内心稍微安宁了一些。
原来居住在马鞍山村吴氏家族的不少人，沦落为流民，这些人曾经朝着葭州和绥德州等方向流浪，不少人在流浪途中丧命，一部分人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回到米脂县，当他们回到马鞍山村的时候，发现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和房屋全部都归吴氏家族所有，大部分的窑洞都整修好了，地里也种下了春小麦。
这些人恳请吴帆徽收留他们，毕竟他们走投无路，若是继续做流民，那就是死路一条。
吴帆徽收留了这些人，而且将部分的土地划拨出来，让这些人负责耕种和管理，毕竟他麾下缺乏耕种土地之人，如同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军户制度，吴帆徽是完全不赞同的，军人就是军人，职责是保家卫国，国家就应该承担军人的军饷，要求军人种地就是本末倒置。
吴缅清也同意吴帆徽的决定，尽管原来马鞍山村吴氏家族的那些人，都是遭遇到排斥的，祖先也有话语留下，不得让这些人认祖归宗，可这都是上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是死死守着祖先的话语，等于死守教条，明显不合适了，而且这样做也明显是损害了吴氏家族的利益。
通过和县衙的官吏接触，吴帆徽还知道了另外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朝廷下发了《保民训要》，要求各地严格执行，这个所谓的《保民训要》，其实就是对保甲法的加强，其加强了村镇耆老和里正的权势，要求他们严格管辖村镇的户籍人口，禁止人员随意流动，总体说来，《保民训要》是对百姓更加严格的管控。
《保民训要》据说是顺天府府尹刘宗周提出来的，其提出的原因是陕西大量出现的流寇，以及后金鞑子入侵关内导致大量人员迁移，这些都导致村镇耆老和里正对人口户籍管理失控，府州县衙门更是无法弄清楚情况。
尽管没有看到《保民训要》的内容，但吴帆徽对大名鼎鼎的刘宗周却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刘宗周可谓是明末的大儒，对儒学研究有着非凡的成就，其提出的慎独观点，就算是几百年之后，还是存在不小的影响，也被证明是加强个人修养的最好理论之一。
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儒，却提出了比保甲法更加严厉的《保民训要》，试图将百姓牢牢圈禁在本村本镇，试图通过《保民训要》来消除流寇，消除狼烟四起的土匪，这岂不是缘木求鱼，不可能有丝毫的效果吗。
当然目前的情况之下，想要刘宗周提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北方的灾荒，解决流寇和土匪的问题，那也是不实际的。
因为知县尚未到任，米脂县没有强力推进《保民训要》，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延安所辖各地，基本都不可能推行《保民训要》，一方面大量百姓沦落为流民和饥民，不少人加入到流寇队伍之中，另外一方面，大规模的饥荒依旧在各地蔓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让庄户人家留在本村本镇，那就是要他们活活的饿死。
吴帆徽知道，这个《保民训要》在北方和中原等地根本就无法彻底推行下去，最终会沦落为一纸空文，不过皇上和朝廷肯定不会想到，他们拿来严格管控百姓的《保民训要》，倒是成为了府州县衙门某些人敛财的又一个工具了。
府州县衙门的户房，可以从严格管理户籍人口的角度出发，重新开始对人户的清理，一些想着解决户籍的人，通过贿赂，就可以趁着大清理的时间落户，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和历史，都随着重新落户而购销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令行禁止成为一句空话。
也是因为新任的知县尚未到任，吴帆徽从县衙知道了更多的事情，让他最为吃惊的还是府州县衙门巧立名目征收的多如牛毛的赋税，而这些赋税的承担者，就是贫瘠的百姓。
譬如说延安府衙，在流寇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征收了所谓的安宁费，而当朝廷派遣大军前往陕西剿灭流寇的时候，巡抚衙门接到了府州县衙门粮草告急的文书，为了解决大军的开销，设立了剿灭费。
细细算起来，各种巧立名目征收的赋税，多达十余项，且这些赋税的总额，远远超出了朝廷规定的赋税，而且各级衙门在征收赋税的时候，首先就是征缴地方确立的诸多赋税，接着才是朝廷规定的赋税，万一征收的数额不够，那就再次写奏折叫苦，说是地方上遭受了灾荒，根本就无法征收到足够的赋税，反正法不责众，各地方都是如此，朝廷也不可能惩戒某一个人。
更加可恶的是，因为陕西大规模的灾荒，朝廷实际上已经免除了不少地方的赋税，这是皇上下旨明确的，但各级衙门充耳不闻，依旧征收赋税，让走投无路的百姓，最终选择了暴动，选择了造反。
这些事情，县衙里面那些资深的吏员是知晓的，毕竟绝大部分的事情都要依靠他们做，不过这也是绝对保密的事情，不能够让百姓知道，据说澄城县知县张斗曜被流寇斩杀，也是因为强行征收赋税的事情，而且一些本不该流露出去的消息也散布出去了。
穿越快两年的时间了，吴帆徽终于知道了背后不少的东西，尽管他与前任知县卢为标之间的关系算是不错的，可卢为标压根都没有说到这些事情，若不是卢为标高升到京城去，很多的事情他还是不会知晓，仅仅凭着历史书籍的记载，很多事情是不明确的。
看来流寇的出现，不仅仅是天灾，这里面还有人祸，老百姓的确是老实的，要不是被压榨的干枯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了，要不是心中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了，他们是绝不会造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