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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某一天，燕京首都国际机场，在投入使用没多久的一号航站楼，几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神色焦急地望着入境通道，其中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在不住地看手表，虽然机场内的温度并不高，可他的鼻尖还是沁出点点汗珠。
“怎么还不来？”他又一次看了看手表后，忍不住向身旁高举着接机牌的年轻人抱怨道。
被问话的年轻人打了个激灵，趁机放下高举多时的接机牌，他捶了捶酸痛的肩膀，口中稍带揶揄地回答道：
“陆处，广播里还没说航班到呢，咱们是不是找个地方歇会儿，我可是举了大半天了，腰都快断了！”
“嘿！你小子怎么说话呢这是？这才几分钟啊，你就喊累！想当年我上山下乡的时候，一天要背好几百斤干柴呢！我都没喊累，你倒是先咋呼起来了，唉我说你……”陆姓领导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嘴巴像机关枪一样，絮絮叨叨地开始教训起年轻人来了。
年轻人把头一低，装出一副虚心受教的模样。不过在他心里，开始逐字逐句地反驳起眼前这位油光满面、大腹便便的领导来。
“跟爷说以前算什么好汉？有本事现在去背几百斤干柴啊！瞧你那脑满肠肥的样！你丫就是个傻缺，看见外宾就跟孙子似的，就知道在自己人面前威风！我呸！”
这些话他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只能在心中意淫一下。
肥头大耳的领导唾沫横飞地说了半天，见这小青年耷拉个脑袋，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心想教训得也差不多了，正好也说得口干舌燥了，这才豪气万丈地一指休息区的半躺椅，带着不可置疑的语气说道：
“全体注意，去那边休息半刻钟。小钟，你去买几瓶水来！”
他话音刚落，其他几位还一副道貌岸然的人纷纷松了口气，不顾形象地往休息区走去。其中一人一边走，还一边解脖子上的领带，仿佛那不是领带，而是条索命的绳索。
他们一坐下去，就迫不及待地从怀中掏出香烟，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起来。
坐在他们附近的乘客纷纷掩起鼻子，接二连三地起身逃离他们的四周，几人见了也不在意，反倒是变本加厉地从鼻腔中喷出烟雾来。
陆姓领导还站在原处，将他们的这番行为尽收眼底，不满地哼哼道：“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就这德行怎么接待外宾啊！”
他收回眼光，却发现眼前正张着一只手，伸手的正是先前被他叫去买水的小钟。
“干什么？要饭啊？”他一把打落横在身前的手掌，不悦地说道。
“处长，还真是要钱！你不知道机场的东西有多贵，连瓶水也要五块钱。我一个穷学生，哪有这么多钱啊，又不知道能不能开发票报销！”小钟嘿嘿一笑，不好意思地说道。
“哼！拿去！”陆姓领导从怀中掏出钱包，数了四张“炼钢工人”（5元），递给小钟道，末了还不忘提醒一句：“不要忘了开发票！”
这年头2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就连在华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陆处长也肉痛不已。
华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在五年前，在当时的华夏高层的倡导和支持下，由有“红色资本家”之称的容仁义先生创办的。成立初期，就被最高层当作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企业。
华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注册资金为2亿人民币，董事会里包括了一大批那些在工商改造中存活下来的资本家，和一些在香港澳门地区声名日渐鹊起的爱国企业家。
1980年，华夏信托和日本东方租赁合资形成华夏东方租赁公司，向外国资本开放融资租赁领域。
1982年，华夏信托雇佣日本第一大券商“野村证券”，成功发行了年利率为8.7%的12年期的武士债券(samuraibond)，募集到100亿日元的资本。这是华夏国第一次发行海外债券。
所谓的武士债券，就是在日本债券市场发行的外国债券，以日元作为交易币种。相同的道理，在美国债市上以美元为交易币种的外国债券被成为扬基债券(yankeebond)，而在英国市场上的则被称为猛犬债券（bulldogbond）。
“武士”“扬基”“斗牛犬”分别代表了三个最发达的国家。
一直到了2005年，华夏国才第一次有金融机构获得批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尝试着向外资机构开放债券市场。外资机构在华夏资本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为交易币种的债券被称为熊猫债券。
回到正题，当那个被到处指派的小钟拿着四瓶矿泉水，急匆匆地跑到众人面前时，几人已经抽了好几轮烟，指节长短的过滤嘴扔得满地都是。
他们抽的是进口香烟，国产的香烟还没多少有过滤嘴，这年头能抽上大前门就是相当有面子的事情，而这几人赫然抽着“良友”“希尔顿”。
能在这种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公司里，自然有途径搞到稀罕的外烟了，而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使用粮票油票的时候，华夏信托的中高层已经可以频繁地出没在外国餐厅了。
此时改革开放还没有几年，华夏信托的高层已经开始频繁地接触起国际金融界了，他们经常邀请一些西方国家资本市场上的一些声名鹊起的金融人士，来华夏国讲授有关国际金融市场的知识。
整个国家打开了大门，如饥似渴地学习起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
在四年前，华夏第一学府燕京大学有幸请来前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前来燕园讲解在西方如日中天的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而舒尔茨本人长期专注于农业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被西方经济学派成为“人力资本概念之父”。
让人尴尬的是，当时整个燕京大学很难找到一个既精通西方经济学，英语口译又好的人来，无奈之下，只能让一位从海峡对面潜逃过来的林姓学生当舒尔茨的翻译。
谁能想到，舒尔茨竟然看中了这位学生，收他做了门下弟子。两年后，那位林姓学生从燕京大学毕业，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然后远渡重洋到了经济学的圣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
若干年后，该名学生从美国归来，在燕京大学创立了华夏经济研究中心，为华夏经济学的研究教学、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燕京大学，其他高等学府也纷纷出面邀请一大批国际精英到国内讲学、授课，而其中一些华裔精英，更是自荐为推荐人，介绍一大批国内学生到国外名校攻读学位。
其中就有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
经过他们的推荐和赞助，一大批大陆学生得以留洋海外，其中大部分人都顺利取得学位，一些人后来返回大陆，又反过来哺育了又一批学子。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小钟是一名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今年刚大二，因为英语流利，而且非常熟悉金融知识，因此被校务处派到华夏信托来接待一位叫做雷蒙德.戴里奥的美国金融家。
他刚一走到众人面前，手中的水就立刻被抢光了。望着几位干部咕咕地大口灌水，他艰难地咽了咽口水，指着接机牌上的mr.raydalio问道：
“处长，这个雷.戴里奥是谁啊？”
“管他谁呢！咱们接了他就赶紧回去，这该死的活，真不是人干的！”大腹便便的大背头一口气喝干塑料瓶中的矿泉水，惬意地打了个饱嗝，这才慢慢悠悠地回答道。
在场几人只有他一人是正处级别，所以小钟那一声“处长”，正是称呼他的，其他人也不敢随便作答。
小钟于是不再问，坐到靠椅上假寐起来。
华夏国有个怪现象，就是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也是有行政级别的，典型的政企不分家。有干部可能从行政岗位摇身一变，变成企业的一把手，也有企业的领导，最后步入了官场。
改革开放还没几年，国家刚刚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收入有了较大的增加，而私营企业还是一种方兴未艾的状态，著名的“傻子瓜子”才取得国家注册的商标权没多久。
为什么提到“傻子瓜子”，因为在这个小吃品牌身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政策对私有企业的影响。“傻子瓜子”和它的创始人年广九，是一个风向标。
而此时大陆的华夏金融市场，才刚刚建立，第一个证券买卖业务的开办，还要等两年之后。在此之前，只有一些国有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开展一些金融业务。
“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由纽约飞来北京的usxxxx次航班将于15分钟后到达，谢谢。ladiesandgentlemen，mayihaveyourattentionplease。”就在众人似睡非睡的时候，机场提示音恰如其分地响起，惊醒了众人的假寐。五人手忙脚乱地收拾一番，面上带起笑容，一动不动地守候在入境通道前。
没过多久，一位身材高大、有着褐色眼睛的中年白人推着行李箱走了出来，他穿着白色衬衫，斜纹棉布裤，直直地走向几人面前，伸出手来。
“hi，i‘mraydalio，thanksforcoming。”（你好，我是雷.戴里奥，谢谢你们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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