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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 佃农不是人吗
辍朝一日后，朝会照例举行，不过如今朝堂聚焦之事是王岩叟病故该如何追赠，其他诸事基本都以奏章的形式送到了政事堂或者福宁殿。
原本此事宰执昨日已商讨一天，赵煦以为基本只是过一下流程而已，哪知章惇和范纯仁等人居然吵得不可开交。
章惇以一己之力对抗旧党包括范纯仁、苏颂、苏辙、郑雍等旧党五六名朝中大员。
范纯仁等旧党要给王岩叟追赠太尉，章惇不但不同意，甚至提出追赠左正议大夫，这一来一回差别就太大了，太尉居于三公已不是品阶衡量的事了，而左正议大夫不过是从四品。
其他朝堂百官或附和旧党范纯仁等人，或觉得新党即将起势支持章惇。
他们来来回回吵了一早上。
赵煦头都大了，他这时候对章惇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其人是大才不假，可对旧党严重阻碍新政施行，大肆排挤贬斥新党的怨恨也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这也让赵煦对章惇后来提议剥夺司马光、吕公着的赠谥，并执意掘司马光的坟墓有了心理准备。
朝会上他做了调和，可也并未彻底解决此事，双方只能回到政事堂再议。
为了不让这种争吵、拉扯持续下去，赵煦只好让周启私下传信给章惇，让他适当做些让步，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毕竟死者为大。
之后，他没有返回福宁殿，而是带着周启、魏勇等人移驾开封府衙，正式代苏轼处理开封府庶务。
开封府治下除了汴梁城尚有十多县城，户口近二十六万，仅男丁就有四五十万之巨，算上老弱妇幼，人口之巨可想而知。
人口巨量也就意味着必然诸事繁杂。
这二十六万户中汴梁城内商业手工业共有六千四百多户，按行业划分，有鱼行、肉行、姜行、果子行、牛行、马行、米行、大货行，小货行、布行等等一百六十多个行业，算上他们雇佣的从业人员，数量之庞大是历朝望尘莫及的。
这还不算京城中公子王孙。
如此体量在封建王朝时期，若是府衙公署办事效率低下或者民事处理不够公允是真的会出大乱子的。
赵煦在府衙库房见到一排排整理好的文书档案一时也是感慨，时代发展确实与汉时大不相同了，那个时候真的洛阳纸贵，单纯是字面意思上的纸贵，朝廷是不会出巨资记录如此多的文书的。
如今纸张已经便宜到寻常百姓也能随便买几本话本回家看了。
他在文库中找了近一年的刑狱卷宗和民事诉讼，开始一目十行快速浏览，这些都是苏轼着人整理好，正要近日梳理的，有些苏轼甚至有了标注。
这些很多是已经判决的卷宗，不合理处其实有不少，但大体上很少有草菅人命或者权贵凭借职权多行不法之事。
所以，苏轼标注的多是日后应当注意，而不是翻案。
古时翻案难度比后世自然是大上很多的，先不说翻案等同于打上任开封知府的脸，就是寻原告、被告和证人到堂，也会因交通和百姓迁徙流动等诸多原因而无法顺利达成。
这是时代因素，没办法的事。
因此，就算赵煦前世是诸葛亮这样执法严苛的人这时对苏轼的批注也没有什么异议。
文书卷宗书写形式大多言简意赅，字数并不多，加上赵煦何等聪慧一目十行看得又极快，不过一两个时辰大略就看完了。
他从中挑出了两件十分不合理的案例，一是八个月前，发生在鄢陵县的杀人案，是一朱姓地主家的纨绔儿子虐杀了家里雇佣的马姓佃农，结果只是被判监禁十年，赔偿三十贯钱，后来又以五百贯钱赎罪，免去了五年监禁。
所谓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死者家属不服，一路上诉到开封府，当时的开封知府韩宗道以县令执行的判决符合刑统为由，维持了原判，只是考虑到死者一家尚有老幼在世，而壮年劳力死亡，后续生活必然艰难，又让朱家多赔付了五十贯钱。
这事在赵煦看来就离谱，汉末战乱人命不如狗是真的，但明面上杀人闹到县衙，只要县令依据律法，杀人者是很难逃脱死刑的。
他几个月前看宋刑统时就觉得这条法令属实是不合理，只是他当时尚未亲政，后来外敌和内政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他也没时间去修改这条律令，如今他亲眼看到了这件案例，就不得不管了。
另一件则与辽国派驻到汴梁城都亭驿的使节有关。
辽使耶律迪于去年秋在汴梁去世，当时朝廷出于礼仪也罢，“兄弟之邦”的情义也罢，辍朝一日。
在契丹人送耶律迪遗体返回，途径延津时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伤三人，杀死一人，事发后延津县知县自知事关重大不敢擅自审理，将案件提交开封府。
韩宗道也不敢自己做主，最终由中枢商议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选择对行凶者杖击二十，开封府衙又下拨钱帛安抚死者、伤者家属。
这事牵连两国邦交，谨慎处理当然妥当，可对契丹人过分优待显然是不对的，这会给治下百姓一个错觉，契丹人就是比大宋的汉民要高贵，就是伤人、乃至于杀人，官府和朝廷也会从轻发落。
已经发生过的自然没办法挽回，但是后续再有类似事件，赵煦不会容忍再这般处理，无论是汉人、契丹人、党项人但凡在宋境触犯律法应当一视同仁。
当日下午，他以开封府判官的身份处理了一些民俗纠纷，然后就令陈瓘书写令旨，令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主官明天就到开封府府衙商议修订完善宋刑统的这两条律令。
赵煦以开封判官的身份处理府衙庶务的事在众官员中当然是瞒不住的，加上令旨当天就送到了御史中丞郑雍、大理寺卿张商英、刑部侍郎彭汝砺的手中，不少人均开始议论官家会不会有什么大举动。
因为三司会审通常都是审理特大案件，或者极重要的要案、特案。
翌日，朝会上关于王岩叟的追赠一事仍旧争吵不休，章惇确实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允许再升一级为正奉大夫，但范纯仁等都不同意，要知道枢密院事在朝廷不设枢密使的情况下是从二品正经执政官，国家最高的军事长官，只比虚职太尉低了一级。
而正奉大夫是从三品比王岩叟生前官职还要低，还追赠明显是附带有贬义的。
最后，赵煦不得已亲自下场做了调和，并一力做主追赠王岩叟为观文殿大学士，谥号听取了范纯仁意见为正肃，这事才算是有个了结。
朝会后，郑雍、张商英、彭汝砺等随他一道去了开封府府衙。
三位大宋司法体系的最高长官都是老臣，郑雍时年六十三岁，彭汝砺次之五十三岁，张商英最年轻，不过也有五十岁了。
上一次大宋的司法体系最高长官齐聚一堂，俗称三司会审，还是神宗朝时期关于苏轼的乌台诗案。
这时候他们三个都是有些紧张的。
赵煦把地主虐杀佃农案的卷宗给他们三个都看了一下问道：“三位爱卿觉得这案件判得如何？”
他们三个老臣本以为会是什么惊天大案，看完卷宗心里都松了一口气，这案子普普通通，不管是鄢陵县的县吏还是后来的开封府知府韩宗道都是依据大宋律法宋刑统做的判决，这没什么不对。
“官家，臣以为这案件办理的还算公允。”郑雍最先开口。
张商英是新党核心成员之一，与分属旧党的郑雍基本是水火不容，不过这种民事案件不涉及党争，也赞同郑雍所说，选择了附议。
彭汝砺是言动取舍，必合于义的刚正不阿之人，同时也是推官出身的老道刑狱高手，从判决上当然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但他却敏锐的察觉到了官家为何要召他们来问这个案子。
“臣以为略有不妥。”
赵煦不由很是欣慰，总算是有人看出了问题来，“如何不妥？详细说来。”
“我大宋因边关战事不断，熙宁变法前国家又积贫积弱，每年军费、军粮的开支十分庞大，朝廷为了鼓励农事生产，对地主乡绅阶层有了律法上的优待政策，臣以为政策倾斜的有些过度了。”彭汝砺本就是敢于直谏，不惧君威的干吏，这时候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
赵煦更欣慰了，“那彭侍郎以为该如何判决呢？”
彭汝砺拱手道：“那朱家的纨绔儿子不是一般的杀人，而是虐杀，性质太过恶劣，不应允许他出钱赎罪，另外判处十年监禁也过轻了，应当判处二十年，此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赵煦闻言，那份欣慰顿时烟消云散，心里叹了口气，然后凛然问道：“所以，在诸位爱卿看来，佃农竟然算不得人吗？在本朝连私人奴仆都有人身自由，生命和财产也受到朝廷律法的保护，怎么佃农就变得这般轻贱了呢？”
“官家，”这时郑雍小心翼翼道：“早些年朝廷府库因为边疆战事不断，各地有时有灾荒发生几乎常常枯竭，朝廷也是从大局着想，鼓励农事生产，所以才会有律法上的优待。”
“农事生产是这般鼓励的吗？”赵煦闻言顿时有些恼火，“农事水利修建的如何？是不是常有维护？地方官员对农事生产有没有足够重视？这些务实的事情到位难道不比在律法上优容地主乡绅更有作用？
“还是那句话，佃农就算不得人吗？须知天子犯法尚要与庶民同罪，地主乡绅就高贵吗？杀人竟不需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