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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8章 魏帝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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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绍瑜对京中局势的判断,最大的收获在于:

    太子已然无暇顾及本王,甚好。

    如此,他经营济阴的方略便可少些朝中阻力。

    比李逸稍晚,苏霖之也将京中局势的变化秘奏梁帝。

    李逸能查出来的事,典签府探子自然也能,而且要更多更准确。

    于梁帝而言,京中局势仍在可控范围之内,或者说,是按照他的布局在演化,并未出圈。

    引起他兴趣的是,苏霖之带来的另外一个消息:

    “魏帝已准和议,并遣正使前来,已出洛阳。”

    “魏国正使何人?”

    “魏帝近臣,中常侍宗焕。”

    宗焕官位虽仅四品,却乃魏帝恩幸,于北魏朝中地位尊崇。

    然比之南梁正使南康王萧绍瑜,却显得有失分量。

    梁帝原本以为,魏帝会命元沐为正使,元睿则是代行正使之权,或者另差一亲王前来。

    命宗焕为正使,说明魏帝或许对元沐失去了信任,朝中亲王或许皆有所命,无暇分身。

    不论如何,一旦元沐失去了和议主导权,战马交易势必要受到影响。

    若魏帝欲抛弃元沐,则意味着战马交易的终结。

    而这乃梁帝关切所在,他问道:

    “战马交易进展如何?”

    “初至睢陵,九殿下便与元睿达成了首笔交易,战马一万匹,只待与彭城王交割。”

    萧绍瑜自然要奏明梁帝,实际的物资与战马交割,要由梁帝派人就近落实。

    毕竟物资掌握在梁帝的手中,梁军也急需战马补充。

    他的使者已在路上,只是没有典签府探子快而已。

    闻报,梁帝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禁赞道:

    “九郎办事,还是蛮有效率的嘛,朕心甚慰。

    苏卿,该死的温柔能否达成,便看你的了。”

    “臣已命手下,暗中破坏魏使南下沿途桥梁,并设路障于陆,或许还会有盗贼出没,毕竟魏国境内很不太平嘛。”

    苏霖之有备而来,早有部署,奏对从容淡定。

    “很好,秘调银光纸、松烟墨的差事,进展如何?”

    迟滞宗焕,便可确保战马交易继续进行,梁帝之心稍宽,又关心起给萧绍瑜供货了。

    银光纸、松烟墨的生产作坊,遍布建康四周,并非仅限于城内。

    未免惊动京中的太子,梁帝秘令苏霖之秘调建康外围库存。

    “臣差百人,分头秘调,已在赶往睢陵的路上。”

    这件差事,苏霖之同样办得很漂亮。

    50方松烟墨、5000张银光纸分散到百人,每人墨不足1方,纸不过50张。

    如此,完全可以做到无声无息,似乎根本不存在这件事。

    “给九郎捎句话,官办作坊的寻常纸墨,从朕这进货,朕只取三成之利,还盖章。”

    梁帝也在为战后诸事发愁,他果断决定与范雍“公平竞争”寻常纸墨的供货权。

    短期之内,除了萧绍瑜这笔生意,他也别无他选。

    太府寺最大的进项来自于云锦,此刻恰值青黄不接,原料断供之际,指望不上的。

    有些作坊又是不完全面向民间的,如东西冶,多用于满足梁军军需。

    面向民间的作坊,也要面临竞争的问题,而在竞争方面,南梁朝廷还未必竞争得过地方士族。

    如官办造纸作坊所造纸张,标价明显高于市价,原因自然来自于内部腐败。

    比如纸官大量安置亲朋故旧,人多了,所需薪酬自然就多了,也就是人力成本增加。

    而这些走门路的人,干多干少都是照拿薪酬,严重缺乏生产积极性,甚至可能就是在吃空饷。

    同理,造纸所需原料,纸官也可从亲朋故旧手中采购,采购价必然高于市价,如此才能你好我也好嘛。

    而采购价过高的原因,则必须是原料品质很高,物有所值。

    归根结底,造纸作坊是皇家的,纸官不过是给梁帝打工的厂长。

    旱涝保收之下,他是不关心盈亏的,倒是能多捞点是一点儿。

    当然,账目绝对经得起梁帝派员查验。

    即便是精于算学的太府卿祖暅之亲查,也查不出问题,因为问题出在那一串串数字之外。

    多年来,汇聚到梁帝处的结论便是:

    官办作坊成本太高,缺乏竞争力,故收益难以保障,很多时候甚至还要赔钱。

    若不是因为朝廷省寺府司,及地方各级衙门尚须供应,梁帝早就裁撤亏钱作坊了。

    有官员建议从民间采购,既便宜又省心,何必费力不讨好呢。

    财政拮据的梁帝,自然是要试一试的。

    结论却是:政府采购所需还要高于官办作坊的生产成本呢。

    精明如梁帝,自知此举不过是换了一批蛀虫,还不如维持现状呢。

    他也想过彻查,法办一批贪官,但理智告诉他不能。

    如纸官,不过小吏,却胜在人多势众,且多出身寒门富户或是下品士族。

    他们的力量不可小觑,一旦激起反抗,恐怕最终妥协的还得是梁帝。

    与其如此,不如引而不发,至少可以掩盖矛盾,维持和谐大局。

    至于税关,收益逐年下降,雪崩式下降,如今已是聊胜于无了,同样是一笔烂账。

    大宗商家走税吏门路偷税漏税,小民百姓做些小买卖又收不了多少税。

    为了应付差事,地方税吏皆加重盘剥小民百姓,随意抬高税率。

    往往买卖收入还没税收得多呢,比如一担柴不过卖5~10钱,却要收20钱的税。

    日子久了,百姓也就放弃了,税吏也就没了盘剥对象。

    如此,南梁各地便出现了一副奇怪景象:

    商业繁荣,大宗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太府寺所辖税关却是门可罗雀,税收寥寥。

    繁荣之下的百姓,则是民生困顿,村庄凋敝随处可见。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地方豪富士族之家房屋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以此观之,南梁痼疾之深,并非仅是土地兼并那么简单。

    准确说,是士族对小民百姓,全方位的剥削压榨,还是没有底线的那种。

    更是士族与朝廷争利,枯竭朝廷税源而肥己。

    南梁士族的强势还表现在:在南梁,盐铁并非朝廷专卖。

    据史料记载,南梁诸州郡私家盐井的数量远远多于朝廷。

    冶铁就更不用说了,南梁朝廷仅有太府寺辖下的东西冶,冶铁作坊在数量上同样无法与地方士族相比。

    汉唐明清朝廷最大的税源,竟然也被南梁士族瓜分了!

    《梁书·武帝纪》载曰:

    魏帝遣正使中常侍宗焕,赴睢陵与帝洽商和议。高祖愁安抚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