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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小学时光
1975年的夏天就要结束了，父亲说，“你去报名上学吧，反正一天你都泡在水里，上学免得家里人担心。”于是我就杵着竹棍跑到了地处生产大队委员会所属地的小学报名啦。梁校长一看，觉得特不靠谱，这孩子应该很调皮吧，腿都拐了。其实不是。
大概10天前，我祖父养的一头小猪，可能厌倦了猪圈里的生活，自己逃了出来，我就想当一回英雄，帮着祖父去逮猪。小猪是奔着自由而去的，漫山遍野的到处乱窜，它可能是第一次见到蓝天白云，第一次见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个兴奋劲，那个动力，不亚于我们第一次出远门。眼看就要追上了，小猪一个急刹，扭身从斜坡上滑了下去，真的是睿智。我自己也没有多想，一下就跳将下去。人们眼中的蠢猪跑远了，自以为聪明的人却站不起来了。父亲把我背回家，用酒揉揉，说没事，在家老老实实待几天就好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认同蠢猪一词。至于赵本山，范伟的小品中“猪撞树上死了，为什么呢？因为猪不会脑筋急转弯。”那个就更是逗笑的艺术了。
“你叫什么名字呢”梁校长问道。“名字？”出门前，爸妈没有说呀。自己想了想，哥哥班里的一个同学叫杨兵，还比较好听，自己就叫余兵吧。就这样自己回家很得意的告诉父母我的大名叫余兵，爸爸说：“行，哥哥叫余军，你叫余兵，还比较对应。”就这样我和余三娃学名余光辉，余冬娃子学名余发冬就成了同学。
我上一年级时，学校只有4个年级，三个老师，只有梁校长是公办老师，其余两位一位是代课老师（相当于现在的打零工），一位是民办老师（就是没有编制，待遇较低）。全生产大队的孩子基本上都到这里上小学。在我读2年级前，5年级是需要转到人民公社办公所在地上学的。
学校很是简陋，只要一下大雨，教室的屋面就好比水帘洞，泥巴地面很快就变成了泥泞。冬天穿着很单薄的衣服，靠在那冰冷的石桌子上，坐在自己从家里扛去的放的不是很平稳的木凳子，鼻子流着清鼻涕，口里念着大小左右。冬天是最难熬的，一到雨雪天，农村的田坎异常的泥泞、湿滑，我几乎都是连滚带爬的来到学校，衣服裤子全是泥巴，不过最为骄傲的是自己不像有的同学摔在了冬水田里。也因为这个，父亲去县城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一双黄色的帆布胶鞋，第一次穿上，睡觉都舍不得脱下。也因为以前都穿妈妈做的布鞋，老分不清左右，每天早上起来穿上胶鞋总要去问问母亲自己穿对没有。“娃儿嘞！又穿反了。”这熟悉的声音总是回响在我的耳边。下雨天放学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跑进灶屋，把脚伸进灰槽（灶边堆积柴火灰的槽子)，让柴火灰把鞋包裹起来吸取水分，让鞋子干的快一点，上学又好穿。
小学的学习课就是语文、数学、劳动课，偶尔上上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好像就上过那么三四次。体育课就是发一个篮球，大家可以耍45分钟。音乐课，许老师就教大家唱《东方红》、《学习**好榜样》、《我爱北京天安门》、《打靶归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红星照我去战斗》。虽然我们唱的不好，但也觉得挺好玩，尤其是许老师课余拉的二胡，还真是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享受和神秘感。
由于三个老师要上四个班的课，所以我们有许多自习课，每周还有半天就是劳动课。劳动课更多的就是回去割草交到队里做积肥，称重量计工分。劳动课也是我和小伙伴们欢聚的日子，大家背起背篓，拿起镰刀，沿着田坎，埋下头，飞快的割着野草。“好了，好了，我们开始打狗儿拖了。”先装满背篓的小伙伴吆喝起来。玩当然比劳动更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个没有多少娱乐的年代。大家迅速的找来一块石板支起，石板后面一人放一把割的野草。然后比赛正式开始。每人手上拿一坨石头站在石板后面开始扔，扔的最远的选手第一个在自己的石头位置趴下，单手、单膝着地，另一只手捡起、举起石头，旁边的小伙伴提起选手的另一只脚掌，一见选手将石头扔向石板，小伙伴就用力拖拽选手的脚掌，以阻止石头击中石板。谁击中，草就归谁，一局结束。有时，割的草全部贡献了，大家就一人一把的给小伙伴凑起，草下放上几根枝丫，看起来满满的一背篓。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向队里去交差。后来工作了，每当提到工作拖后腿，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儿时“狗儿拖”的游戏，也许他们真的存在某种联系。
“同学们，你们要向谭永祖学习，你们看看，他大冬天光着脚，每天还来得最早，把教室打扫的干干净净。”许老师说的话给了我们学习榜样的方向，于是同学们每天争着早到校，抢着打扫那个坑坑洼洼的黄泥巴地面教室、争着擦黑板，后来操场都抢着打扫。
1975年的冬天好难熬。这一年的冬天，幺爸（幺叔）的第一个孩子是个丫头出生了。那时孩子的尿片都是旧衣服片做的，还很稀缺。为了尿片快速干透，只能借助烘笼烤干。可谁知道，这一烤居然引发了火灾。那时的房子都是从祖父那里传承下来的，虽然分家立户，但房子是连在一起的。乡亲们都来救援，邻居不仅把家里水缸的水全部奉献，还得去河里取水，冬天本来就冷动作僵硬，屋面又是瓦片盖着，效果可想而知。由于幺爸家阁楼堆的柴火被引燃了，所以房屋几乎被烧净。我们家隔着一面墙，损失较小。
那时的农村特别的封建，幺妈（幺婶）还坐着月子，可就没有谁敢接受她借住。幺爸就在墙边搭了一个临时住处给家人居住。这也有可能是幺妈后来得风湿关节炎，手脚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阻，不能自理的原因吧。
幺爸的房子必须重建。父亲决定搬出重修。那时父亲是生产队长，人脉关系还不错，本公社附近的生产队都还比较熟悉，到处化缘一些树木。木格子（用于支撑瓦片，书名椽条、椽皮、挂瓦条.这一下“出头的椽条先朽烂”，“大笔如椽”不解自通）不够，父母每天就熬更守夜的就用竹子缠上稻草绳来替代，这应该算是父亲的创新专利吧。木柱子不够，就开采大量的石头用錾子加工成长方体的柱子取代。
农村请人干活，上午10:30左右就会加餐（俗称打幺台）。星期天上午，我正在捡起地上散落的用于做篱笆墙的篾片。幺妈喊道：二娃子，快来幺台了。我直起腰抱起篾片就向开饭点跑去。脚下一绊，一个长摔，额头碰在了一个方形的石头柱窝（放置柱子的支垫物）上，鲜血直流，手一摸一个大坑，吓得哇哇大哭。好在我的堂祖父余荣胜是一个赤脚医生，隔得不远。他用酒精清洗了一下，涂抹了一点药剂，贴了一块纱布，说不要沾水就行。就这样我天天冒着邻居说的“不打破伤风针，可能得破伤风”的风险，渡过了漫长的没有去上学的一周。这都是穷没有吃饱饭惹的祸。后来每当我看到包公头上的月牙就会情不自禁地摸摸自己额头上凸起的那个记忆伤疤，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总说爸爸头上长了一个雷公包。
房子动工了，家里的积蓄、粮食越来越少。请匠人，晚上都得喝酒吃肉。母亲开始为开销发愁。每晚我和哥哥都上桌子与匠人们一起吃晚饭，把肉夹在碗里不吃，然后悄悄送回灶屋为下一顿晚饭做准备。
三间屋外大雨，屋内小雨的大瓦房终于修完了，借了不少粮食、欠了一些工钱。家里的生活明显不如从前，我们三兄妹都在长身体，需要食物。妈妈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每天往锅里多加一些水。喝完三大碗稀饭，躺在家里的竹椅上，只要翻动身体都能听到胃里水的哐当声。妈妈担心几个孩子吃不饱，在寒假时，把最挑食的我送到了外婆家里，吃着外婆从罐子里费劲掏出来的上面长着白毛（其实就是长霉了）的熬制熟了的猪肉，那个满足感简直无法言表。
5月学校照例放一周农忙假，这是社员抢收麦子、豌豆，抢种苞米、红薯、插栽秧苗的最忙季节。大一点的孩子，都会去社里干活，为家里挣一点工分。我就提个篮子沿着田坎去扒拉挂在路边杂草上、树上的豌豆藤。那时收割豌豆都是先把豌豆藤割下来，打成捆，挑到队上的晒坝后再把豌豆荚摘下分给社员。收获还不错，满心喜悦的回到离家30多米的田坎上。这时在田边割草的谭家湾的一个高年级学生直瞪瞪的看着我和篮子里的豌豆藤。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眼光吓傻了。于是就慌里慌张的把篮子放进了我家旁边的红薯窖（在地上挖的用来存放红薯的地窖）里。自己逃而远之。傍晚，父亲两手空空的回来了，今天分豌豆，我们家一粒也没有。我的成果被举报了，经过计量偷拿队里的豌豆藤2斤。父亲是退伍军人，是共产党员，是生产队长，肯定不能容忍这种事件发生在自己家里，决定今天分给家里的十斤豌豆荚全部交公作为处罚。我把经过说明后，父母什么也没有说，可我心痛的跟刀绞了似的。10斤碗豆荚对我家是何等的珍贵。
一年多的清汤寡水的日子过得好漫长，母亲的腿、脸肿的越来越严重了，一按一个窝。母亲实在熬不下去了，到了公社医院，医生诊断后说这个是肾炎，必须吃药，还需要好好休息。开了几副中药，回家赶紧熬制。妈妈想要自己快速好起来、快速回到地里挣工分养家，每天都喝几大碗。可是由于拖得时间太久，已是慢性肾炎，再说那时的医疗条件也的确有限，母亲的慢性肾炎直到现在也未痊愈。
要生存，就得想办法。妈妈提出，下地干重活困难，就养队里的牛吧。那时的牛是生产工具，是队里的固定资产，是犁田、翻土、收红薯的好帮手，可金贵啦。养牛，工分不算低，还比较轻松。可是5头牛让谁交出来呢？父亲采用了现代管理中的“末位淘汰制”，组织队里干部通过评比将队里的一头养的瘦得快要散架、牛毛稀疏可数，甚至让人不得不质疑“壮如牛”，“多如牛毛”的这些比喻的真实性的一头牛交给了母亲。也是从这次开始队里有了每半年评比一次耕牛的标准：相当于以牛的三围的变化做评判。
母亲没有怨言，由于水肿厉害蹲下困难，妈妈就跪在地上割草。半年后，牛长得腰肥肚圆，眼睛干净有神，屁股弹性十足，密密的毛发油光发亮。妈妈得到了养牛户中的最高工分9分/天，成为全队养牛的标兵。
这头牛也成了我和小伙伴的大宠物，每到星期天，我都会牵着牛去田坎，去山坡吃青草。小伙伴紧紧的跟在后面。到了平地，我们就轮流坐在牛背上。牛好像从来都没有吃饱过，总是偷吃路边的庄家，有时我们两人都难以把穿在牛鼻子上的牵牛绳拽动。夜幕总是很快的降临，为了赶急回家，我们就找一根树枝绑上青草，坐在牛背上，把树枝伸在牛的头前，青草来回晃动，牛拼命的追赶，回家的速度可快了。不过这个把戏在一次惊魂后结束。这是一个至今都心有余悸的意外。在后山坡的壕沟里，我们照旧支起绑着青草的树枝，享受着骑牛的乐趣。牛盯住青草慢跑着，脚却绊在一凸起的土包上，一个踉跄，小伙伴从牛背上颠了下来，掉在牛的腹下部，我们当时就想“完了，完了。”可没有想到的是牛快速的收住了右后退，半悬空中，左后腿着地，一个跳跃，迈过了小伙伴的身体。从这后我们更加善待这头大宠物了。
1976年9月1日又是新的开学季了。学校把教室进行了修缮扩建，泥巴地面平整了许多，桌子凳子都换成了木头，我们可以在这里念完小学了。幸运的梨建娃，余红娃书名余华红报名读书成了书伴。书伴上学放学总是脚跟脚的。“梨超发读书走了哦！”“好，马上就来！”余华红与书伴梨建娃呼应的声音回响在整个小山村。梨超贵叔叔一听，气的不行，训斥道：“老子叫超贵，你叫超发，不是乱了辈分吗？”。原来，梨建娃报名时的名字是梨建，余华红说这个名字不好听，干脆改名叫梨超发，建娃一想，人家红娃子爸爸是工人，见过世面，还会自己捏泥巴汽车，说的肯定有道理，况且这个名字听起来的确不错，于是就擅作主张把父亲取的名字给改了。
母亲依然每天上午下午风雨无阻都去割草，省下不少稻草。那时稻草归养牛户所有，主要用做耕牛冬天的食物补充。个体经济开始松动。妈妈就把结余的稻草拿来出售补贴家用。
这一年家里终于还清了粮食和欠款。终于我们也不在只有逢年过节打一回牙祭（就是吃肉）了。一个下午，我们三兄妹非常乐意的接受了妈妈的指示，迅速高效的迫不及待的把红薯肉稀饭早早的做好了。今天天黑的特别的晚，我们出去张望了很多次。爸爸妈妈总算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社员。我们三兄妹立即跑去灶屋，不用分工，哥哥端起锑锅，我端起碗，妹妹拿起筷子直奔堂屋。哥哥正准备舀饭，却见那个社员在家门口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嘴里在说着一些队里的琐事。勺放进锅里，碗放回桌子。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来回围着锑锅不知转了多少回。终于谈完了，点上煤油灯，开始享受这期待很久很久的美餐。
昏暗的灯光，美味的稀饭。哥哥把一块苕皮丢在桌子上，我把它捡了回来，放进嘴里一咬，“哈哈，是一块肉呢！”哥哥急忙说道：“还回来，是我的。”
1977年9月1日，妹妹入学了。这一学期我们也开始学习写毛笔字了，哥哥用过的由父亲亲自手工打造的石头墨盘就交到了我的手里，家里交着牙给我买了一只毛笔。毛笔课时，大家都各自在墨盘里加一点水，握住墨棒开始磨墨。有时水加多了，磨好半天都达不到浓度。心理一急，速度加快，墨盘掉落地面是常有的事。毛笔课，是大家最不喜欢的，纸上字没有写几个，脸上、手上、衣服上墨迹却不少。终于放学了，同学们背着竹子编制的敞口书包一路打打闹闹、东拉西拽的往家里走去。突然“哗啦”一声，我把谭永祖的书包拽掉了，书、作业本、笔散落在斜坡上、2米多高的干田里。“没事，捡起来。”“哼、哼，我的毛笔头不见了。”于是我们在斜坡上，干田里反复寻找，但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毛笔头。哎！那时的毛笔质量的确也太差劲了。谭永祖带着光笔杆一路哭着回到了家里。傍晚，远处传来的呵斥声至今都让我深感自责和内疚。也是从这一次后，同学们发明了自己的毛笔。我们都会去采摘一种草本植物的草头，然后取一节竹丫的枝，把草头嵌在细枝的孔里。这个写小字非常好用，而且耗墨还少。
这一年，爸爸继续带着社员们努力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父亲不愧是军人，见过世面。队里先后添置了抽水机、手扶式拖拉机，这令其他几个生产队羡慕不已。这两个大家伙，可是给队里的青年小伙长了不少脸，成了他们找对象的炫富产物。我当时以为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了。
抽水机（由柴油发动机、水泵、和输水管组成）为队里灌溉农田，抗旱减灾做出了不少贡献。有一年大旱，河中干枯的裂缝都可以放下两个手指。父亲带着社员去1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公社去买水、抽水，社员们每天24小时沿着水流渠道巡查，确保引水到河。要知道，天旱沿途都缺水。一眨眼功夫，渠道就被开了口，水被别的生产队引跑了。打架、吵架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可比《山海情》里取水的场景粗鲁的多。
抽水机给我们最大的乐趣是在它工作时，我们可以蹲在傍边等着堂叔用柴油发动机的散热水箱口煮当季的食物，最美味的当属苞米。抽水结束后，我们就沿着水沟去抓水泵吸上来的鲫鱼。几乎每次都会小有收获。后来队里还利用发动机与新配置的绞面机、打米机配合，为社员们加工面条、大米，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拖拉机可是个新鲜玩意儿，它居然可以跑。要知道那个年代，当我们听到一里多远的从区人们公社到乡人民公社的唯一一条公路上传来汽车声时，我们都会找一个高位翘首遥望，直到它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队里准备把它用来耕田，翻土。可是这个东西要走大路，农村的田坎、土坎就400-500MM宽，田、土之间经常是高低错落，拖拉机行动严重受限。“理想大过了现实。”就这样，拖拉机就只能在队里的晒坝周围活动，不过它确实比耕牛工作效率高。到了星期天，小伙伴们就好奇的跑去队里摆弄这个大玩具。拖拉机主要由柴油发动机、扶手、拖斗、四个轮子组成。扶手负责方向、换挡和刹车，与自行车的手柄功能差不多。我们当然启动不了它，只能把它倒推到晒坝的高处，然后快速的爬上拖斗，轮子借着晒坝的坡度往下滚动。轮流站着驾驶的小伙伴，由于个子太小，力气不足，操作不熟练，在快速转弯时手忙脚乱，从驾驶位置上掉下来是常事。有一次，大家为了体验快速运动的感觉，就在高处往下一起使劲推动拖斗箱板。拖拉机的轮子转的越来越快，眨眼间就到了晒坝边沿。还没来得及上拖斗的我们只听到驾驶的小伙伴发出“啊啊”两声，接着“轰隆”一响，拖拉机头部掉田里了。大家拉起田里的小伙伴，快速的悄无声息的逃离了现场。
1978年秋季开学了，这一年学校可以给困难生减免3毛钱的学费，相当于书学费的1/10（这一年恢复高考，地方响应重视教育的速度还是很快的）。班里采取学生提名再举手表决制，当然这个对人缘好的学生更有利。我成绩好，人缘不错，经常都能获得坐在我前后左右为了抄写作业的同学带来的豌豆、李子、烟盒，自然轻松通过。没人提名，同班的堂姐就自己提。我说：“她家那么多人，怎么会困难呢？”堂妹当时就哭了，哭得很是伤心。晚上回到家里，我很得意的把这事给家里讲述。妈妈听了，语重心长的说：“娃儿，你堂妹家8口人，就她爸妈挣工分，现在家里还欠队里不少劳动力（就是工分）。”
的确，堂妹家4姊妹，没有兄弟，伯父就把她的表弟带回了家，准备收养。表弟在上一年级，个子很小，穿个系鸡肠带的裤子都还不怎么会解开。有一次在校厕里，表弟脸涨得通红，急的满头大汗，口里不停嚎叫着，手忙脚乱的就是解不开裤带。幸亏我当时当机立断，帮忙割断裤带，救三急于危难之中。
7人的口粮本来就很拮据，在多养1个人岂不是雪上加霜。第二天一开课，我非常自责的向老师说明了我的主观错断。
工分是那个年代生产队用来按劳分配的依据。生产队是1982年前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生产队的组织机构由队长、会计（兼记分员）、出纳、保管员组成。每天队长就全队上下吆喝分派每个社员的工作。会计每天负责考勤和计量工作量，负责计算工分、粮食。出纳负责粮食发放、队里资金的收支。保管员负责队里粮食的保管看守。机构设置与现在的小公司差不多。出工收工以吹哨或者敲盆为号。我们队有喇叭就用广播呼喊。工分有定额制（主要用于常规的、可以以计量单位为依据的农活，如割一亩稻子、插一亩秧苗的工分是固定的）、估工制（用于临时任务，先说好分值，再派工。如疏通沟渠）、讨论制（每月召开社员大会对那些无分值的的工作进行评分，社员都可以发言）。
今天谈到绩效考核、KPI觉得好高大上。其实那时生产队在工分制中似乎已有运用，并且社员的许多做法超过你的想象。对担土采取丈量测算体积，对担运水稻采取称重等办法来换算工分。社员经常为泥泞泥巴和沙土比重不同、土堆内空不实、或计算不准确与会计发生争吵。滑头的社员常常是快到晒坝时，把半满的稻筐放进水田里，然后再提起来挑去队里过秤。这也可能就是那时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吧。不过那时社员一字排开插秧、挖土、割麦子的场面还是很壮观的。
晒坝是队里晾晒稻谷、小麦、苞米、豌豆的场所。晒坝也是响应“备战备荒”民兵训练的场所。那时队里的年轻人大多是民兵。队里每年都会有一两次集中训练。训练科目一般为、练射击和刺杀。训练由民兵连长负责组织。
队列训练、站军姿与现在的入学军训差不多。当我们在一旁看到“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的民兵转摔到地上、转到两人面对面时，会忍不住的与民兵们一起“哈哈哈哈”的笑上老半天。
射击和刺杀是我们最喜欢看的科目了。民兵连长穿着退伍时带回的军服、戴着军帽、穿着军用胶鞋、握着步枪，面向队伍站在前面，真的很威风。五个基干民兵握着步枪站在第一排，后面20多个民兵有的拿着红缨枪、有的拿着木棒依次排开。连长做完示范，旁边侧立。民兵们摆开架式，口中高喊着“托刺刺，杀”，“托刺刺，杀”。手中紧握的棍子微微上翘、双臂内收、棍子左右摆动，再将棍子收到胸前，最后猛地向前踏出一个弓步的同时，双臂奋力前伸。第一排基干民兵的刺刀“嚓嚓嚓”的就扎进了他们扎的稻草人。声音动作配在一起，很有坝坝电影中解放军叔叔训练的感觉。我们也不闲着，掰来田边的桑树枝，跟在后面装模作样的比划着杀的憨扎劲。射击管理很严，好奇的我们是看不到的。
就这样，我们每天的陪练在“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悦耳的歌声中开启，在总是来得太早的“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歌声中结束。
粮库是队里堆放粮食的仓库，为方便粮食进出一般都紧靠晒坝而建。粮库还是队里开会议事的场所，也是扫盲班的教室。那时，社员上夜课习字的热情真的很高，好多妈妈都是带着孩子来学习。晚上大家拿着一个煤油灯，齐聚在这里，从一二三四上下左右开始学起。我不得不说，这个夜校加速了社员对知识的认识，对中国的文明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我的母亲也是从夜校学会了识字，到现在电视剧的字幕基本上都能看懂。妈妈常常自豪的说，世上有什么难的，我没有读过一天书，但我现在除了不会写，读个报纸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1978年的冬天最是难忘。农村的冬夜总是在炊烟和浓雾中开启，邻居家里的说话声、锅碗瓢盆的撞击声都可闻及。我烧着柴火，两眼注视着母亲，因为晚上吃什么就掌握在母亲手里。“外面好像有人在喊。”母亲说道。我停下拉动风箱的手。“是的，有人在喊‘大哥，救命’。”爸爸跑到屋外，循着呼救声跑去。原来是我的一个堂叔去给正在被隔离审查的弟弟余发贵送夜饭摔在了突然坍塌的桥下。父亲把他扶上来，立即通知我堂祖父。堂祖父首先问道：“面条打倒没有？”
虽然1978年的经济开始好转，但面条还是很金贵的。我晚上最怕家里吃粗面疙瘩、麦麸子汤圆、红薯丝、苞米糊。母亲很惯我，一般都会给我煮一点面条，免得我挑食不吃饿肚子。
余发贵，我堂叔，队里的保管员。因被举报利用看管粮食之便，偷取公粮回家，被大队隔离关在第四生产队。后查无实证，解除职务回家。据他说，其实举报人的目的是想通过他的招供，来搬倒我的父亲。
1979年的春天很快就到了，父亲并没有因为堂叔的事影响他追逐现代化的梦想。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队第一个插上了电杆，高屋基在其他人的犹豫中率先用上了电。从此，写作业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小伙伴也不用去山上摘柏树油来照明了。
这一年大队也办起了加工厂、药铺、小卖部。学校每学期加收5毛钱的电费。下午老师也开始给我加课。我们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吃完晚饭跑去学校，等着住的较远的老师开免费小灶（补课）。就这样，我们一边偷吃着药铺的甘草、享受着好不容易攒足钱买的1毛钱9颗的水果糖，一边没有多少压力的学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