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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虚台记
国①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②；而都邑之丽③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④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⑤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⑥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⑦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⑧，狐虺⑨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邪？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⑩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11}，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12}。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13}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14}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
①国：本来指州或者府，此处作动词用，意思是建立都城。②终南：山名，亦名南山，在西安市南。③丽：附着，靠近。④杖履：持杖着履外出游玩。⑤髻：古时男女都留发，把头发绾在头顶上，叫做髻。⑥奋迅：本来是形容鸟飞或者兽跑迅疾的气势，此处指山形突然隆起。⑦从事：汉以后的官名，宋代已废除，此处指下属。⑧翳：遮蔽，覆盖。⑨虺（huǐ悔）：毒蛇。⑩祈年、橐（tuó托）泉：秦时修建的两个宫殿的名称。{11}长杨、五柞（zuò作）：汉朝二宫名。长杨本秦旧宫，至汉代又加以修饰。{12}仁寿：隋代宫名。九成：唐朝时改仁寿宫为九成宫。{13}诡：怪异。{14}岂特：哪里只是。
扶风太守陈某为登高眺远建筑了一座土台，并请苏轼为他写了这篇记文。文中在记叙土台修建的经过时，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这种毫不满足、勇于探求的精神，反映了苏轼思想中对生活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与当时一些士大夫的消极颓废、吊古伤今的思想相比，更显得可贵。
第一段交代撰写本文的缘起。顾名思义，以“凌虚”名台，无非是强调此台之极高，高到可升高空，即凌空。作者说：“世上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中，包括生命也不例外。比如说这个凌虚台，在建筑之前，这里是一片废墟，凌虚台周围曾经有好多比凌虚台气派几百倍、几千倍的亭台楼阁，现在都成了废墟。所以，这个凌虚台将来也会是一片废墟。”写到这里话题一转，“有些人也是一样，现在以为自己有些权势，就可以左右别人，其实，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交代写作本文缘起的角度看，行文至此，似应有些话，而作者却没有说，尚需要继续探析，才知原委。
接着叙写建筑凌虚台的经过。太守陈公拄杖着履，悠闲地游览于山下，见到附近高出于林木的山峦、重重叠叠，仿佛人在墙外行走，墙内只能看到发髻一样，便说：“此地必有奇异之处。”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夯成一座高台，但因土方极有限，台子仅高出屋檐就停止加高了。陈公把这座高台起名“凌虚台”，还把这番意思告诉从事苏轼，请他写一篇记文。
陈太守放着终南山四季的奇景不观，而要以土筑台眺望近处的山。这在苏轼看来，似乎是多此一举。再者，高台既然筑成，也就算了，竟然还起名叫“凌虚”，凌虚者，升入高空也，凌空也。一方池的土怎能夯出“凌虚”的高台？显然是夸大其辞了。苏轼对此更是不以为然。遗憾的是，太守并未就此罢手，而是还要委托苏轼写一篇记叙文字，纪念这桩风流雅事。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作此文的心态，一方面是凌虚台本身确乎没有什么可记的，另一方是太守交给自己的任务，不好推辞，可谓是矛盾不已。
第三段主要围绕凌虚台抒发感慨，发表议论。既然凌虚台没有什么可写的，那就打破时空的限制，开始天马行空。苏轼遥想，从前此处是荒草野地，被霜露覆盖，狐狸、毒蛇出没其间，那时哪里知晓会有今天的凌虚台呢!于是从过去的废毁，论到今日的兴成，最终得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的论点，这是有哲理内涵和哲理高度的观点，也是全段感慨的核心、议论的关键。接着，又引出“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的结论。意思是由兴到废，再由废到兴，周而复始，交互回环，永无穷尽。这个结论在前文的立论基础上更深入一步，合情合理。
行至此处，不得不钦佩作者巧妙的构思，弃眼前之物，从虚处下笔。既不违背太守的意思，又展示出自己横溢的才华。作者能由一方土台，联想到古今废兴成毁的历史，这既不同于凭借“宏杰瑰丽”的建筑来耀世的世俗之见，也有别于黄老逃避现实的虚无思想，体现出苏轼积极追求“世有足恃者”的理想和对生活的热爱，难能可贵。
后人评论
当代有学者评本文说：“议论文字虽占全文一半略强，仅为二百二十余字，却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跌宕起伏，抑扬顿挫，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是最不受文章程式化约束的散文佳作。”
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①。”郦元②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③，枹④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⑤，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⑥，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⑦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⑧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⑨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⑩也；窾坎镗鞳者，魏献子{11}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
①《水经》：一部记载水道的书，据说是汉代的桑钦撰写的。彭蠡：即鄱阳湖。石钟山在湖北端，属湖口县。②郦元：即郦道元，地理学家，著《水经注》。③函胡：含糊，模糊。清越：清彻激扬。④枹（fǔ扶）：鼓槌。⑤齐安：指黄州。临汝：今河南临汝。德兴：今江西德兴，当时属饶州。⑥鹘（hú胡）：一种猛禽。磔（zhé哲）磔：鹘鸣声。⑦噌吰（chēnghóng撑洪）：洪大沉重的钟声。⑧涵澹：水动荡的样子。⑨窾（kuǎn款）坎：击物声。镗鞳（tāngtà汤塔）：钟鼓声。⑩无射（yì亦）：古代十二律之一。{11}魏献子：春秋时魏国大夫。
石钟山在今天的江西湖口鄱阳湖东岸，奇险秀丽，风景如画。本文作于元丰七年（1084）六月，当时苏轼正由黄州团练副使调任汝州团练副使。此时作者经历了被人弹劾下狱而后获释的波波折折，一则将要北上履新，一则在送子赴任途中，心中的畅快之意，自是不言而喻。
《石钟山记》的结构不同于一般的记游性散文，它不是先记游，然后议论，而是先议论，由议论带出记叙，最后又以议论作结。作者以“疑—察—结论”三个步骤展开全文。全文首尾呼应，逻辑严密，浑然一体，以石钟山得名由来作为线索。先“疑”，后“探”，再“断”，最后是“叹”。文章结构严谨，脉胳清楚，记叙、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是宋人游记常用的写作方法。本文的特点是记叙内容容量大而条理分明，写景奇特，真切动人，而通过对石钟山命名的探索，阐明了“臆断”有害于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臆断”的方式又是多么谬误和浅陋可笑。这种议论，确能给人以启发。
第一段主要叙述关于“石钟山”命名由来的两种说法，然后分别提出质疑，为下文作者亲临其境进行探究提供了依据。这也为文章的第二段中作者所见的两处声源——石穴罅和大石当中流作铺垫，从而发出“古之人不余欺也”的慨叹。
接着写作者亲临石钟山和探究石钟山得名原因的经过，作者在这段里生动细致地叙写了亲自探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石钟山”命名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作者对此种验证方法仍是“笑而不信”。待实地考察，才能得出真相。
最后，作者回扣前文“笑李渤之陋”，抒发自己探访后的感想——凡事须亲历而不可主观臆断，并点明了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此处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
《石钟山记》贵在由名质实，实地考察，表明了苏轼不泥古而崇实的精神。全文由思而行，由感而发，夹叙夹议，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文章不虚耗笔墨，不为写景而写景，而是结合记叙，即事明理，深入浅出地议论，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至于写景，作者又紧紧抓住景物的特色，作气氛的点染，写出自己的感受，如写暮夜乘舟探绝壁一段，绘形绘声，情景事例，描写十分细腻，丝丝入扣而毫无旁骛，这些至今仍值得借鉴。
后人评论
刘克庄《坡公石钟山记》：“坡公此记，议论，天下名言也；笔力，天下之至文也。”
张君①墨宝堂记
世人之所共嗜②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奕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③之所营，刘、项、汤、武④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⑤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⑥。是岂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⑦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注】
①张君：张次山，字希元，苏轼友人。②嗜：爱好，喜好。③伊、吕、稷、契：指政治上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古代高官。④刘、项、汤、武：指建立了卓越霸业的古代帝王。⑤许由：上古高士，相传曾拒绝尧的禅让逃入山中。⑥“故有”三句：事见唐人韦续所撰《墨薮》：“魏仲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斫，砍。⑦毗陵：治所在今天的江苏常州。
墨宝堂，系北宋毗陵（今江苏常州市）人张希元珍藏古书法墨迹的地方。熙宁五年（1072）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应张希元之请作《墨宝堂记》。文章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全文共分三段。
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生发开去，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自己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不免被人嘲笑。为何？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都是过眼烟云，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已经成为规律，没完没了，无始无终。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可以抛弃一切，甚至生命；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无法理解他们内心的那份痴情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本来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如何。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
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会耗费很多的纸张笔墨；从医的人初始阶段会耗费很多人的性命和健康。为什么？庸医误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
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那么苏轼到底希望不希望张希元从政呢？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本文以“记”的本色而论，不拘成法，如行云流水，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本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层次清晰，节奏鲜明，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后人评论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此记全学韩文。韩文公序高闲上人，而称张旭之神于书；苏文忠公记宝墨堂，而引钟繇之溺于书；皆含讽刺意。”
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醨①，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②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③，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④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⑤，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
于是治其园囿，洁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⑥，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⑦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疏，取池鱼，酿秫酒⑧，瀹脱粟而食之⑨。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
①（bù不）糟啜醨（lí离）：吃美食，喝美酒。，吃。糟，酒糟。醨，薄酒。②盖：蒙蔽。③胶西：汉置胶西郡，宋为密州。今山东高密。④采椽：从山中采来椽木。比喻不加修饰，粗糙朴实。⑤岁比不登：连年收成都不好。⑥马耳、常山：都是山名，在密州以南。⑦卢敖：秦博士，传说隐于卢山，修道成仙。⑧秫（shū熟）酒：高粱酒。⑨瀹（yuè月）：煮。脱粟：指糙米。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为新党所不容，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太守。熙宁八年（1075），密州政局初定，他便开始治园圃，洁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苏辙给这个台取名叫“超然”。故此，苏轼写了这篇《超然台记》。
本文意在说明，超然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一个知足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管它什么祸福，什么美丑，什么善恶，什么得失，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谪，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落笔便暗写“超然”，直接提出“乐”字为主线，然后举例加以证明。“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而广之，人便可以随遇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连，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物外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入“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难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灭顶的悲哀。
最后一段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先是描写移守胶西，其中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纪实，也是以忧托喜的伏笔。其次是“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最后是修台游乐。先交代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后写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仰慕，有不平。
本文的最大特点是用“乐”字贯串全文，先写超然物外，就无往而不乐，不超然物外，则必悲哀，正面写乐，反面写悲，悲是乐的反面，终不离乐字。再写初到胶西之忧，初安之乐，治园修台，登览游乐。以游去衬托乐，愈显出更加可喜可乐。以乐开头，以乐结尾，全文处处现乐。
后人评论
赖山阳《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七：“铺叙宏丽，有韵有调，读之万遍不厌。”
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①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②，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③，或翔于云表；暮则傃④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⑤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⑥，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⑦，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⑧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⑨，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⑩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11}。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12}。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注】
①张君：张师厚，字天骥，居住在云龙山，号称云龙山人。②十二：指山如圆环而缺其西部的十分之二。③陂（bēi杯）田：水池周围的稻田。陂，水边。④傃（sù素）：向。⑤揖山人：向张天骥作揖敬礼。⑥南面之君：指帝王。⑦九皋：深曲的水泽淤地。⑧狎（xiá侠）：亲近而态度不庄重。此处指与鹤过分亲密。⑨《抑戒》：《诗?大雅》中的一篇。⑩刘伶、阮籍：皆属西晋“竹林七贤”，好饮酒，实借酒以免卷入官场，故说：“全其真”。{11}矫然而复击：奋飞而冲向高空。{12}“黄冠”句：写山中隐士的装扮，戴着黄帽，穿着草鞋，披着葛布衣服，弹奏乐曲。
《放鹤亭记》是苏轼的小品文代表作，写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六年（1077—1083），千百年来，盛读不衰。时苏轼在徐州做知州，他有个朋友名叫张天骥，别号云龙山人，在彭城（今江苏铜城县）建了一座亭，亭中养有二鹤，早上放出去，晚上又会飞回来。苏轼常与朋友在亭中饮酒赏玩，因有所悟，故作了一篇《放鹤亭记》。文章记亭述鹤，借酒发感，叙议结合，亦文亦歌，抒发了个人清闲放旷、超脱尘俗的隐居之乐。
文章第一自然段先记叙建亭名亭的经过，在简单交待了建亭的原因、时间、地点之后，作者对亭四周的环境和四季景色的变幻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春夏之交，草木连天，长势茂盛，翠绿迷人；秋冬之际，白雪皑皑，浩月朗朗，满目生辉。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天阴还是天晴，山亭景色随时变幻而多姿多彩。这是山亭景色的“俯仰百变”之奇。
仙鹤伴山人，山人居仙境，好一幅清幽超逸的隐居安乐图，所以亭也命名为“放鹤亭”。全段叙事，由亭到境，由境到鹤，最后又归于亭——点出亭台，名为记亭，依次铺展，重点却在摹写异境和介绍山人好鹤；而异境仙鹤，山亭山人，却又暗含天机，为下文议论发感张本。全程叙述头绪纷繁而错落有致。
第二段议鹤说酒，妙用对比而主旨显豁，借题发挥而情理兼备。“饮酒于斯亭而乐之”，作者触物感兴，由此情此景联想到文史典故，借题发挥，生发议论。而后，从“饮酒斯亭”引出纵酒来陪衬烘托，反反复复，曲折迂回，越来越鲜明地揭示中心：“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这段文字，对比加反问，类比加递进，把文章主旨推进一层。
第三段叙述隐者和南面王在生活情趣上迥然不同。倘若是帝王，那么爱鹤也会招来祸害；但作为一个隐士，就是纵酒也不要紧，反而可以逍遥自在，过放逸的生活。最后还别具匠心地安排了结尾“歌以咏志”一节。一为放鹤之歌，一为招鹤之歌。
最后的咏志之歌作用有两个。一是关涉前文，歌以抒情。由亭而鹤，由酒而歌，前后勾联，浑然一体，“歌”决不是画蛇添足，而是“文”势之歌，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二是歌以言志，突显主旨。放鹤之歌歌人鹤，招鹤之歌歌鹤人。借山人呼唤仙鹤归来，表达了作者向往隐逸、醉心山林的浓郁情怀。两首歌不管是招鹤还是放鹤，不管是歌人还是歌鹤，实际上，人鹤一体，鹤是人的精神化身。
这篇文章妙在气势纵横，议论深刻，却轻描淡写，自然清畅，完全是作者性情的流露。可谓是一篇情理兼备，文采斐然的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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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插入饮酒一段，见人君不可留意于物，而隐士之居，不妨轻世肆志，此南面之君未易隐居之乐也。中间‘而况于鹤乎’一句，玲珑跳脱，宾主分明，极行文之能事。”（《唐宋八大家文读本》）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①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②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③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也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⑤。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⑥。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注】
①蜩（tiáo条）腹蛇蚹（fù付）：形穹竹笋外面包着的一层层的外壳。②然：这样。③遗（wèi畏）：赠送。④缣：双丝织成的细绢，可供书画用。⑤箨（tuò拓）龙：竹笋。箨，原指竹外面的一层层的皮。⑥失声：因悲痛过度而哽咽，哭不出声来。
文与可是北宋仁宗时期的一位著名画家，他姓文，名同，字与可，四川省梓潼县人。他是苏轼的表弟，曾任洋州（今陕西洋县）知州。他特别擅长画竹子，有“墨竹大师”之称。“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的一句“我只不过把心中的竹子画出来罢了。”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到熙宁十年（1077）间，不仅仅是一篇绘画题记，更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表现对于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的追怀、悼念，因此打破了一般绘画题记的常规写法。不以叙述画家作画的过程，交代收藏者的得画经历为重点，而是强调了文与可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表达了作者与其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
文与可主张画竹之前，必须先对于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再经过反复的酝酿、构思，心目当中隐然形成成熟的完整的竹子形象，然后研墨伸纸作画，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一幅画竹便创作出来了。这篇文章一开始也就从介绍文同对于画竹的艺术见解落笔。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这几句是就实际生活中的竹子来说的，指出竹子从发出寸把长的幼芽开始，就具备了竹节和竹叶，经过竹笋阶段，最后成为几丈高的竹子，其竹节和竹叶都是在开始生长时就有了。反映出竹子作为一个整体而形成、发展的，不是按不同部位而个别出现的。
现实的竹子是如此，在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所要表现的竹子理所当然地也应是如此，也就是要注意竹子的完整形象。然而，一般作画的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一节一节地添加，—叶一叶地堆叠，是指当时流行的先用细笔钩勒，然后逐层上色的竹子画法。这种画法，依靠添枝加叶的方式而拼凑成竹子，当然显得支离破碎。“岂复有竹乎!”就是说没有完整的竹子形象。
文章劈头这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人所共知的“胸有成竹”的著名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人是文同。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与可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与可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他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与可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和主张。
最后一段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其中，苏轼用“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与可的“戏笑之言”，也为了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通观整篇结构，极为自然、流畅。从竹的本性写起，到最后才点出对亡友的思念并以此作结，充分体现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特点。前半部分侧重于说理，后半部分侧重于叙事，全文是以画竹线索来组织安排材料的。语言也很朴素自然，叙述往事，娓娓如道家常；抒发感情又都出自肺腑，无矫揉造作之态，真实动人。在记叙人物语言的时候，仅仅三言两语，就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十分生动。整篇文章生活气息浓厚，感情色彩强烈，以曝画而引起睹物思人，忆旧伤怀之情，表达了作者对亡友的悼念之情。
后人评论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坡公为文，随手写出，触处天机。盖是心手相得之候，无意成之而文愈佳也。”
潮州韩文公庙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①，傅说②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③。”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辨④。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⑤。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⑥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⑦，忠犯人主之怒⑧，而勇夺三军之帅⑨。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⑩；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11}，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12}，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13}；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14}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岂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15}，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元丰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16}，天孙{17}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18}。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19}走且僵。灭没倒影不能望，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20}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21}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22}。于粲{23}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披发下大荒。
【注】
①申、吕：申伯，吕侯，周朝大臣。岳降：指他们是四岳所降生。②傅说（yuè悦）：商朝大臣。传说死后化为星宿。③浩然之气：即正气，刚正至大的气概。④良、平：张良、陈平，西汉谋臣。贲（bēn奔）、育：孟贲、夏育，古代武士。仪、秦：张仪、苏秦，战国辩士。⑤房、杜：房玄龄、杜如晦，贞观年间贤相。姚、宋：姚崇、宋璟，开元年间贤相。⑥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此时骈文盛行，文风衰败。⑦道济天下之溺：谓提倡儒家之道，使天下人不受佛教、道教之害。济，拯救。⑧忠犯人主之怒：唐宪宗迎佛骨入宫，韩愈直谏，几被处死，经大臣营救，贬潮州刺史。⑨勇夺三军之帅：唐穆宗时，镇州兵变，韩愈奉命前去宣抚，说服叛军首领归顺朝廷。⑩豚（tún屯）鱼：猪和鱼，比喻微贱之物。{11}开衡山之云：韩愈赴潮州中途，谒衡岳庙，因诚心祝祷，天气由阴晦转睛。{12}驯鳄鱼之暴：韩愈在潮州作文驱赶鳄鱼。{13}皇甫镈（bó博）、李逢吉：均当时宰相。{14}朝散郎：五品文官。{15}凄怆：祭祀时引起的感情。{16}云汉：天河。天章：文采。{17}天孙：织女星。{18}咸池：神话中太阳沐浴的地方。扶桑：神木名。{19}籍湜：张籍、皇甫湜，均韩愈学生，其古文的成就远不及师，因此说“不能望”。{20}海若：海神。{21}钧天：天之中央。{22}犦（bó博）牲：牦牛。鸡卜：用鸡骨卜卦。{23}于粲：颜色鲜亮明丽。
这篇文章是苏轼于六祐七年（1092）三月，接受了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替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所撰写的碑文。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
开头两句蓄足了气势，“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作者并没有急于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并不吝笔墨，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
第二段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当时文风日下，内容空虚，陈言泛滥。一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使前文的低迷文风为之一振。接着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一个分句一个方面，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这几句话概括力极强，气势充畅，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至此，读者才能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独具匠心。
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入手。归纳韩愈的一生是凡属天意者，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几乎全遭失败。所以得出“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的结论。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作者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无比愤懑。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说明韩愈的政绩和民间影响之深远，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行文至此，作者意犹未尽，为了进一步抒写自己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在碑文最后又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是“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黄震在《三苏文范》中所称赞的：“《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
后人评论
王世贞：“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①。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②。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已出。
伏见唐宰相陆贽③，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御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④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⑤，则汉文为之太息⑥；魏相条晁、董之对⑦，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则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⑧。
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⑨。
【注】
①备员：凑数。讲读：指侍讲、侍读，官名。②逮（dài待）：到，及。③陆贽（zhì志）：任翰林学士、宰相，后受谗被贬，著有《翰苑集》，亦名《陆宣公奏议》。④名器：《左传》：“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意即赏赐不可滥。⑤颇：廉颇。牧：李牧。均为战国时名将。⑥太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⑦晁：晁错。董：董仲舒。两人均为西汉时思想家。⑧龟鉴：借鉴。因古代用龟甲占卜，根据火烤龟甲后的裂纹形状决定凶吉。⑨取进止：听候决定的意思。
陆贽是唐德宗时的进士，所作奏议多切中时弊，为世人所称赞借鉴。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苏轼从被贬谪的黄州被皇帝召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后调礼部尚书。当时朝政弊端甚多，然无人提出，于是苏轼便与同僚共同上书，希望哲宗能够校正陆贽的奏议，作为治国安邦的“龟鉴”。札子，是宋代官员上朝议事的依托，非表非状者一律称为札子。
全文共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引言，作者首先提出了君主纳谏好比是病人用药的道理，“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接着论述好的药剂则“多传于古人”。这就很形象地说明自己搬出陆贽的原因，也含蓄表达了时弊多积，需要及时用药。这一段既是对下文的开启，也是对全篇的铺垫。
第二段中，作者首先赞扬了陆贽过人的才华和能力。“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总起一句，高度概括，而后分别从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具体方面回顾了陆贽对唐德宗的良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借古喻今的手法，因为唐德宗事情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十分相似，所以苏轼搬出陆贽的建议，不如说是想借助陆贽之口向哲宗提出自己的建议。“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这一句中，作者的良苦用心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段中，为了使自己的意思表达更加明确，苏轼举出了汉文帝和汉宣帝的例子。“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表明了汉文帝对良才的渴慕之情，以至于为之而“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则是用晁错和董仲舒的这两位贤才衬托汉宣帝的励精图治。暗喻宋哲宗应该向文帝和宣帝学习，以消除当时的积弊，使天下长治久安。作者的一片忧国忧民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含蓄的写法，尽管忧心如焚，但是一直到最后，都只是含蓄启发，未有片言只语的冒犯之词，这也正是苏轼构文的高超之处。
后人评论
王文濡：“文以道与学并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诗，能令老妪都解。”（《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十二）范文正公①集叙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②入乡校③，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④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⑤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佑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
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⑥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其后三年，过许，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又六年，始见其叔彝叟京师。又十一年，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稿见属为叙。又十三年，乃克为之。
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⑦、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于畎亩⑧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⑨，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论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
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⑩，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11}，擢为执政{12}，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13}。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元佑四年四月十一日。
【注】
①范文正公：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②总角：指童年。儿童将头发梳成左右两条小辫，称总角。③乡校：古代地方学校。④石守道：石介，字守道。⑤十一人：十一人是杜衍、章德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几人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几人均为谏官。⑥国士：一国之中的杰出人才。⑦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帮助商汤攻灭夏桀。⑧畎（quǎn犬）亩中：耕于田间。即隐居。⑨画取三秦：秦亡以后，项羽三分关中，封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合称三秦。后指今陕西一带。⑩居太夫人忧：范仲淹为母亲服丧期。{11}至用为将：康定三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庆历二年改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12}擢为执政：庆历三年春范仲淹任枢密副使，秋改任参知政事。{13}无出此书者：没有背离万言书宗旨的行为。
本文作于元祐四年（1089）四月十一日，时苏轼自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改任杭州知州，即将离京。这篇序言，如叙家常一般，歌颂了范仲淹的功德，表达了自己对范仲淹的倾慕之情。苏轼的十余篇序言中，本文是写得最具特色、最动感情的一篇，因此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全文可以分为五段。前两段表现作者对一代名臣良将范仲淹的景仰和终身不曾谋面的憾恨。庆历三年（1043），当时作者八岁，在地方小学就读。苏轼从乡师口中得知被赞颂的11人中便有范仲淹。47年前的一事，作者记忆仍历历如昨，可见范仲淹在苏轼的幼小心灵中的印象之深。于是作者便从这件小事作为切入点，回忆自己当年“从旁窥观”及当时所说的关于“天人”与“人”的话，表达自己对前贤的无限仰慕、深切缅怀和诚挚的追悼。
小事叙完后，文章以时间先后为序，以作者生平不见范公为感情线索，依次铺叙下去：嘉祐二年在京师，读范公墓碑至于“流涕”，以为“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是命运使然；后四人杰中得识其三，但已不识范公为憾；“其后三年”始识范公仲子；“又六年”始见其三子；“又十一年”与范公幼子同僚；“又十三年”完成为范公遗稿作序的工作。这一连串的事情，作者逐一分述，连时间都清晰无比，可谓是不厌其烦，如数家珍。
这段文字看起来平铺直叙，显得单调板滞，其实正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深沉感情，每每波澜起伏。因为每述一件事，对作者都是一次温馨的回忆，都是一次心向往之。
本文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赞颂范公的功德文章，分作三步展开。第一步，用表强烈语气的感叹词“呜呼”领起，提出范公的功德是客观存在，“不待文而显”；范公的文章也摆在那儿，“不待叙而传”，即自己为之写序也不会彰显范公文章，只是“畴昔之愿”而已。
第二步赞颂范公功德，列举古之君子相比附。先总说伊尹、太公、管仲、乐毅四位先贤，因为他们可作为一类人，都是“王霸之略”“定于畎亩”“非仕而后学”的人。后分述韩信和诸葛亮二位先贤，加以类比。这样有总写，也有分述，使章法富于变化，叙事更显活脱。援引的六位古人的事例，都与范公的事功相比照，凸显了范公生平所建的卓越事功。
第三步，先言早在“天圣中”，范公便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以应范公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据范公的“万言书”发意，谈个人阅读以后的感受：“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这种感受是切身的、深刻的，是本文中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精华所在，是范仲淹文章的重点。
综上所述，本文布局章法堪称精妙，叙事写人流畅自然，饱含作者苏轼对范仲淹的怀念和景仰之情。
后人评论
张伯行：“上半篇叙景慕之情，中言公规模先定，末乃言其文集底蕴，要分段落看。”（《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日喻
生而眇者①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②，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③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④曰：“善战者致⑤人，不致于人。”子夏⑥曰：“百工居肆⑦，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南方多没人⑧，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世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⑨，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注】
①眇（miǎo秒）：本指瞎一只眼，此指全瞎。②揣籥（yuè月）：揣，摸索。籥，一种乐器。③相：察看。④孙武：春秋时齐国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⑤致：招致，调动。⑥子夏：孔子弟子，名卜商。⑦肆：手工作坊。⑧没人：能潜泳者。⑨吴君彦律：即吴琯，字彦律。
《日喻》的“喻”是比喻的意思，借用形象生动的事物进行比喻说理，是议论中常见的一种论证方法。本文以一个盲人识日的生动事例来作比喻，说明要亲自观察，不要以耳代目，才能获得完整的知识。没有直接观察，道听途说，对事物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但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仅仅是一则作为论据的“寓言”。但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从比喻导入正题，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即抽象的“道”比有形的日更难捉摸。告诫人们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然后，进一步阐明盲人识日的道理：因辗转“相之”，谬之千里，结果闹出笑话。非常形象地说明自己缺乏实践经验，无切身感受，只从别人那里转述第二手材料，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盲目的结论。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么“致”与“求”有什么区别呢？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习到一定程度，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这样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世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
这篇文章语言十分流畅亲切，没有板起面孔说教的味道。但是在轻松、风趣的后面又俨然存在着郑重严肃。当然，最精彩的还是那几个丰富多彩而又恰当准确的比喻。全篇文章一共用了四个比喻，一头一尾，盲人不认识太阳和北方人学潜水是两个明显的、由作者直接创造的比喻，形象性很强，一眼就看得出。中间两个，则是借用古人现成的、比较隐晦的、间接的比喻。一个是引用孙武的话，用作战来说明人应该掌握主动；另一个是借用子夏的“百工居肆”的比喻来说明“道”与“学”的关系。这两个好像是引经据典，其实是利用古人现成的材料为自己服务。这就看出作者的笔触灵活，功力深厚。
后人评论
《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稼说①送张琥②
盍尝③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馀。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④，而地力得全⑤。其食足而有馀，则种之常不后时⑥，而敛之⑦常及其熟⑧。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⑨而多实，久藏而不腐。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⑩，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铚艾{11}，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12}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
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13}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14}，吾告子止于此矣。
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注】
①说：古代一种文体，有的如论文，有的如杂文。②张琥：字子严，常德人，苏轼好友。③盍（hé合）尝：何曾。④更休：轮流更作，使土地得以休整。⑤地力得全：土地的生产能力得以保护。⑥不后时：不误时令。⑦敛之：收庄稼。⑧及其熟：等到粮食成熟。⑨秕（bǐ比）：即子实不饱满。⑩百亩之田：指苏轼贬黄州生计无着，由友人帮助申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田，他躬耕其中，除草开荒，春种秋收。{11}锄耰（yōu优）铚（zhì至）艾（yì义）：指平整土地、下种、锄草、收割等。耰，古代农具，形如榔头，用来平整土地。铚，古代一种短小的镰刀，用以收割。艾，通“刈”，收获。{12}闵闵：小心的样子。{13}妄：虚妄，不实。{14}博观而约取：广泛阅览而谨慎采纳。厚积而薄发：多积累而少显露。
本文是苏轼送和他一起考取进士的友人张琥的一篇赠别小品文，是作者贬谪在黄州时候所作。题目虽然为《稼说》，但庄稼之事，只是作者导入评论的道具而已。文章中心是谈论治学之道，主旨是提倡“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种科学的治学之道。
“盍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开篇一句反问，引出了两段关于种庄稼的议论。起篇后，作者从两方面阐述“富人之稼”，这便是“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馀”。然后又从这两方面分别引申开去，说明这两种情况产生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从这段看，文字平淡无奇，道理也颇浅显，使人似乎不清楚作者为文的底蕴所在。
第二段，作者又写了自己十口之家种田的情况，“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这样种庄稼当然不会有好收成。此段与上段的情况形成对比，意思深入了一层，但令人仍不明了其本意何在，难道作者仅仅是要说种庄稼这个尽人皆知的道理吗？当然不是。
第三段，作者笔锋一转，写道：“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原来作者前两段都是在设喻，以物喻人。此段则由物及人，说明人的才智在于积累，通过古人治学的情况，说明“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末”。这是全篇主旨之所在，也是作者苦心设喻之后而所要点明的道理。
第四段则由古人说到自己，“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推之矣”。这当然是不利于学业长进的，故应“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进一步阐发了上段提出来的论点：才智在于积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两句如奇峰突起，振聋发聩，使文章达到高潮。其中，“厚积而薄发”一语源自《战国策?秦策》中的“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自此以后成为千古名句，至今仍作为成语而经常被人们引用。
最后一段，作者告诉张琥：你回去路过汴梁的时候，问问有没有个名苏辙字子由的人，他是我的弟弟，请把这个道理也告诉他。这种结尾亲切自然而又别具一格，看似轻松平淡的闲笔，如作家常之语，其实在表明自己所说的道理是发于内心的肺腑之言，更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闲笔不闲，寓意可谓深远。
本文全篇结构严谨，讲究谋篇布局。仔细品读不难发现，第二段与第一段反向递进，第四段与第三段反向递进，而第三段与第一段呼应契合，第四段又与第二段承接相扣。每段中又运用排比句分层推进，形成连环扣式的结构，层次多而不乱，条分缕析，脉络分明。分析本文，我们甚至能据其内容画出一张线条清晰的结构图来，可以说是清晰隽永，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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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枋得云：“首截托物发端，以稼喻人才。稼之美者，暗指有养之人；而稼之不美者，暗指无养之人。看后截议论自见。”（《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卷六）三槐堂铭并叙
天①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②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③之寿，孔、颜之厄④，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⑤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⑥，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⑦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⑧，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⑨，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⑩，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11}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12}，其孙德裕{13}，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14}，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录之。铭曰：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荫{15}；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16}。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17}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
①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权威，为万物主宰。这里指天的意志。②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③盗跖（zhí值）：跖，据传为春秋末期人，曾率众数千人攻城掠地，横行一时。旧时被诬为“盗”。④孔、颜之厄：春秋末期，孔子与其徒颜回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的途中曾被困于陈、蔡之间。⑤贯：贯穿，经历。⑥晋国王公：指王祜。⑦三公：宋代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此处为朝廷重臣的泛称。⑧魏国文正公：王旦，王祜的次子。⑨左契：古代的契约分为左右两联，债权人持左联，债务人持右联，索债时需两联当面验对。⑩懿敏公：王素，王旦之子，累官至工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不避权贵。{11}李栖筠：字贞一，赵郡人。唐时举进士高第，累进工部侍郎。{12}吉甫：李吉甫，字弘宪，唐宪宗时两度为相。{13}德裕：李德裕，吉甫之子。遭人打击，贬官潮州、崖州，卒于贬所。{14}巩：王巩，王素之子，号清虚先生，擅作长诗，是苏轼的诗友。{15}荫：引申为保护、庇护。{16}砥平：像磨刀石一样平坦。{17}皇：通“遑”，闲暇。
北宋初年，兵部尚书王祜写文章、做官都很出众。他相信王家后代必出公相，于是在院内种下三棵槐树，作为标志。后来，王祜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时在湖州任上，便应其请求，为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了这篇《三槐堂铭》。
本篇由叙和铭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是记叙性的文体，主要是讲述写作本篇铭的由来；后一部分铭是正文，由四言韵体写成。苏轼这篇《三槐堂铭并叙》，对王祜、王旦、王懿、王巩等王氏家族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其中对王旦的评价更是充满赞誉。
本文开篇就突兀不凡，不铺叙主人公的功德懿行，以一句“天可必乎？”开启文章，提出自己的困惑：天意到底如何，“必”与“不必”的命运到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接着，苏轼对天道之说提出诘难，反对了因果报应的说法。并引入古人申包胥的观点来说明白己对这个疑问的看法：天道和人道是相互作用的。人们之所以会有“必”与“不必”的疑问，是因为世俗之人在说天道的时候，往往不能等到其最后的时刻就谋求其结果，所以当没有看到自己所希望的结局时，就以为天道茫茫，不能扬善罚恶。苏轼认为，这都是因为“天之未定者也”如此，为善的人就懒得再做善事，为恶的人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干坏事。自然就出现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这种反常的怪异现象。并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核定验证这个道理，提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道理，以此作为全文的中心论点。
第二段由第一段引接而来，回答文章开头的诘问，以三槐堂的由来和渊源变化为论据，证明“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中心论点。苏轼认为，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一定会有厚德载道之人臣出现。这是泛说前人“厚施”与后人“得报”，然后具体说明“三槐堂”的由来。认为是由于王巩的先祖王祜“厚施”，侍奉了太祖、太宗两代皇帝。他文武忠孝，德行操守高尚，所以担当宰相之职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接下来，文章宕开一笔，先批评了世人在报应问题上的浮浅、短见。图报应恨不得如同做买卖一样，立时交换，唯恐白白做了善事福报落空。而王巩的先祖，却只是注重修炼自己的德行，将回报的事情交付于天道，而且交付于未来。所以他的善报是必然的结果。这是通过进一步论述“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和“仁者必有后”，来歌颂王氏的高尚德行，并寄托了更加光明昌盛的未来。进一步深入论述王氏宗族方兴末艾之势，同时进一步批判世俗对因果报应的偏见。
文章的最后，是正式的铭文。用四言韵语赞颂了王氏三槐的茂盛，王氏几代人德行的高尚，进一步说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积德，子孙获报”的规律。启发人们扬弃浅识短见，不要侥幸能不劳而获，启发人们不要急功近利，而要厚积善德，方能够获得庇佑。这种“前人积善，后人得福”的说法未必准确，但绝不是迷信，对于促进社会避恶扬善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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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丰寰评本文：“先以疑词说起，后以正意决之，方见文势曲折之妙。”（《苏文忠公文选》卷六）书黄子思诗集后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①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②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③，天下翕然④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⑤之天成⑥，曹、刘⑦之自得，陶、谢⑧之超然⑨，盖亦至矣⑩。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11}之姿，凌跨百代{12}，古今诗人尽废{13}。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14}。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15}，而才不逮意{16}，独韦应物{17}、柳宗元发纤秾{18}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19}所及也。唐末司空图{20}，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21}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22}，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才，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注】
①钟、王：指钟繇和王羲之。②颜、柳：指颜真卿和柳公权。③极书之变：极尽书法的变化。④翕（xī西）然：形容言论、行为一致。⑤苏、李：苏，指苏武。李，指李陵。⑥天成：谓其诗作自然而不雕饰。⑦曹、刘：指曹植和刘桢。⑧陶、谢：指陶渊明和谢灵运。⑨超然：指意境与语句自然、超脱。⑩盖亦至矣：都是极具代表性的。{11}英玮绝世：卓然出众，举世无与匹配。{12}凌跨百代：超越百世。{13}尽废：意谓相比之下不值一提。{14}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指潇洒高洁的风度与超然出世的韵致，也渐渐地衰落了。{15}间有远韵：间或也有意旨深远的诗篇。{16}才不逮意：才力不能把意蕴完全地表达出来。{17}韦应物：唐代京兆万年（今山西西安）人。曾任江州、苏州刺史，故称“韦江州”“韦苏州”。{18}发纤秾于简古：以质朴古雅的语言抒发细微浓郁的感情。纤，细微。秾，原指草木繁茂状，此指浓郁。{19}馀子：其余的人。{20}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人，唐末诗人、诗论家。{21}承平：太平年代。{22}反复数（shuò朔）四：反复多次。
黄孝先，字子思，福建浦成人，以善治狱迁大理丞，历太常博士，卒于石州通判。本文是苏轼为《黄子思诗集》写的一篇序跋文，大致写于宋神宗熙宁四年至元丰七年（1071—1084）。是古代文论中的名篇，备受历代学者瞩目。
跋，是指附在书后或诗文后的带有说明性或议论性的文字。按理，这样的文字应该是对作品进行评价，或是对作者的创作作一个概述，一般来说应洋溢着赞誉之情。可苏轼却并未遵循常规，而是把这篇文章当做阐述自己诗歌理论主张的平台。
本文以书法为喻，把魏晋与唐代的书法作比较，苏轼于两者间更推崇魏晋时期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因为他们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而颜真卿、柳公权虽“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为古今集大成者，但已经开始偏离钟、王那种“妙在笔画之外”的风韵。评论诗歌时，指出于平淡朴素之中寓深远意境方为好诗。对苏、李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简古”“淡泊”，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轼继承了庄学中“虚静”与“物化”的理论，并将其运用到艺术创作理论中。创作中的“虚静”和“物化”要求艺术家把整个身心都要融入到创作中去。例如，琴师弹琴应心与琴化，画家画竹要身与竹化。其中，从诸多的例证中也不难发现，苏轼的这种审美情趣反映了宋代诗坛所追求的“平淡”之美的一个整体倾向。
在这里，苏轼用了一个“远韵”的概念，主张创作艺术形象要“随物赋形”，并做到生动传神。并举韦应物、柳宗元的诗与司空图的诗论为例加以阐述。其中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主张，那就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这是他赞赏韦应物、柳宗元诗风的话语，也表达了他的审美趣味。在他看来，以质朴古雅的语言抒发细微浓郁的感情，在朴实自然的风格之中寄托深远的韵味，也就是在外在的平淡中包含丰富的意味和理趣，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似乎更加提倡和推崇。
苏轼的理论主张其实正符合了司空图论诗所说的“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的意思，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远韵”。意在说明，诗歌应该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能没有形式，但又不能拘泥于形式。
一直到结尾处，苏轼才提到诗集的作者黄子思，但也未用大量篇幅评述其诗文，而是简单几句话概括自己的观点。他以“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高度赞赏了黄的诗文，同时也重申自己的作文主张，即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方可姿态横生，其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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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十七：“公之诗不入诗家品题，而其论诗处，兴味自远。”
方山子传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①。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②，闾里③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④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⑤。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象乎⑥？”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⑦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⑧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⑨，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⑩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11}，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12}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13}，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倘见之欤{14}？
【注】
①光、黄：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②朱家、郭解：西汉时著名游侠。③闾里：乡里。④折节：改变从前的志节、行为。⑤岐亭：镇名，在今湖北麻城。⑥方山冠：汉代祭祀时乐师所戴。⑦陈慥：其父陈希谅，曾任凤翔知府，苏轼任凤翔府签判，与其父子友善。⑧矍（jué决）然：惊惶、急视的样子。⑨环堵萧然：形容居室的狭小和简陋。萧然，空寂的样子。⑩使酒：饮酒成性。{11}岐山：指凤翔府。{12}鹊起：喜鹊突然出现在前面。{13}世有勋阀：指其先世是有功勋的显赫官宦。勋阀，功绩，爵位。{14}倘：或许。
《方山子传》系作者被贬黄州时写的一篇托文言志的名篇。传，是古代一种文体。是以记人物事迹为主的一种文章，多介绍人物的姓氏、籍贯、生卒年月、世系、生平行事等。方山子弃荣利功名而自甘淡泊贫贱的行动，对大难不死的苏轼有不少的触动，他便结合自己当时被贬黄州的处境，于文字之外，又寓有自己之情，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写方山子未尝不是自悲不遇，本文可以说是作者在黄州心态的一种形象的折射。
第一段主要介绍方山子其人的人生经历，可以概括为少而侠、壮而儒、晚而隐。文章先对方山子作概括的介绍，开头点出他目前的身份是“光、黄间隐人”，为下文叙写二人在黄州重遇伏脉。然后概述其自少时至晚岁的大致经历：“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当指其钦慕朱家、郭解仗义疏财、排难解纷的品格，因而乡里之侠“皆宗之”。
但是这么一个意气风发的方山子，为何最终“晚乃遁于光、黄间”，以至行为奇异、装扮奇特，连当地人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和姓名，只看他所戴的帽子像古代方山冠的式样而给他取了一个“方山子”的外号。是什么原因让他走上了归隐之路呢？“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原来是一直有志于用世，却不得赏识任用，仕进无门，所以退隐以明志。
第二段先叙与方山子在黄州猝然相遇的情景。由于事前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就在黄州，故岐亭适然相遇使双方都感到惊异。苏轼的惊异是少慕游侠、壮怀经世之志的“故人”何以以这副装扮、这种形象出现在眼前；方山子大概也有同样的疑问，何以苏轼也竟沦落至此。
苏轼答以贬黄之故的遭遇以后，方山子听后竟然表现出“俯而不答，仰而笑”的情态。这七个字中颇含深意，是对人物细节的一次很生动的刻画。俯仰之间是一种人生况味，是一种人生姿态！不答是因为不遇的人生悲苦痛楚本不可答，然亦不必答，同是天涯沦落人；继而仰天一笑，那是方山子对待生命态度，笑对人生，放下沧桑，不以物伤性，自得人生。然后写夜宿其家所见：“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生活如此清苦，精神意气却如此昂扬自得，妻子奴婢尚且如此，主人更不必说。侧面着笔，虚处传神。
接着，作者却突然撇开眼前相遇的情景，转笔追叙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的侠少风貌和19年前在凤翔所见到的壮岁方山子的形象。“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这一节人物形象的特写，将方山子壮岁时的文韬武略、意气抱负描绘得异常生动。
第四自然段交代方山子的家世背景，是为了突出其“异”于常人之处，甘心放弃显赫的家世而庵居蔬食必有其自得之处。作者在此极度赞颂方山子独特的品德与修养，及超脱世俗的高尚美德，直接赞语仅有最后的“此岂无得而然哉”。前后联系来看，方山子虽走过了一条由少慕游侠，壮欲经世，晚隐光、黄的生活道路，但他身上又自始至终体现出侠的豪纵不羁之气。岐下与苏轼相遇，正值其壮岁“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的时期，但他身上却没有一般士人的那种儒雅温文之气，而是英气勃勃，驰骋骑射，“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大有豪侠风采。直至晚隐光、黄，岐亭相遇，“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他身上固有的这种豪侠之气，正与其奇才异行相互表里。
这篇人物传记完全摒弃了平铺直叙其家世、经历的线型叙述方式，没有按时间顺序先写其家世、产业，再写岐下相遇。而是采用了曲折起伏、纵横跌宕、夹叙夹议的方式，完全颠倒这一时间顺序，先写岐亭相遇，由相遇时“耸然异之”的印象折回到19年前的岐下相遇，以突出其壮岁的文才武略、英雄豪气，然后又转回目前，以“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作照应，波澜迭起，跌宕曲折，淋漓尽致。篇末又故作荡漾不尽之笔，越显出烟波浩渺，含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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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十三：“余特爱其烟波生色处，往往令人涕洟，故录入之。”
亡妻王氏墓志铭
治平①二年五月丁亥，赵郡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③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④。轼铭其墓曰：君讳⑤弗，眉之青神⑥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⑦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⑧，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⑨人锐⑩，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令葬之。铭曰：君得从先大人于九原，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11}。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注】
①治平二年：1065年。治平，北宋英宗年号。②赵郡：郡名，治所在今河北省赵县。③眉：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省眉山县。④步：旧长度名，五尺为步。⑤讳：人死后书其名，名前称“讳”，以示尊敬。⑥青神：县名，属眉州。⑦事：侍奉。⑧两端：态度左右摇摆。⑨与：亲。⑩锐：快速。{11}依怙（hù户）：依靠，依赖。
王弗，苏轼的妻子，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乡贡进士王方之女，16岁时就嫁给苏轼。婚后，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苏轼问她其他书，她都约略知道，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
王弗于北宋治平二年卒（1065），年仅27岁。当时苏轼30岁，已由外任调回京师为殿中丞，失去相伴十余年的妻子，深感悲痛，于是在次年悲痛作铭，就是这篇《亡妻王氏墓志铭》。这篇墓志铭精心选择几则日常生活言谈，突出了王弗的贤敏睿智，及其对于生性真率随便的丈夫的忠告、帮助。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对两类人尤应保持警觉：一类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者；一类是对结交过于轻率者，表现出这位深闺妇女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见识的卓然过人。
文章开头说明王氏的身份，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殡葬的时间、地点。作者自称己名“轼”，表示恭敬和严肃。从第二段开始简介王氏生平，这也是墓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先介绍王氏的名字、籍贯和家庭出身，称夫人为“君”，体现互敬互爱。接着交代她出嫁时的年龄和所生儿子名为苏迈。
文中选取了王氏生前的几桩日常小事，来反映王氏的为人。她在娘、婆二家侍奉父母公婆“皆以谨肃闻”；陪伴丈夫在任上，经常告诫远离父母的丈夫，要按老父亲的教导办事。作者特别举出实例说明王氏注意来会丈夫的朋友，根据观察所得，分析其人的思想品质，提醒丈夫不要被奸邪谗佞之辈蒙骗。
文中以较多笔墨记述了王氏“从轼官于凤翔”的往事。这可以说是苏轼第一次离家远行，独自带着娇妻幼子前往凤翔赴任。初涉官场，不知深浅，加上离家千里，苏轼曾经多次思念家乡以至于茶饭不思。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也没有兄弟陪伴，只有王氏一人默默相伴，从此，两人就风雨同行，在宦海沉浮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更成了他精神上的依托。
结尾写其享年，“年二十有七而已”，痛惜哀叹王氏的不寿；写作者父亲苏洵的话，既表扬了王氏“从于艰难”的高贵品质，又说明遵从父命“葬诸其姑之侧”的理由，读完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非常自然的，我们对王氏这位善良忠贞的夫人，也就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印象深刻，久久难忘。
结尾的“铭”有赞叹，有议论。既慨叹王氏早逝，又以能够尽孝母亲为慰，充分肯定王氏的一生恪尽妇道的美德。作者两次大呼“呜呼哀哉”，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全文仅四百余字，却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的生平，充分表达了苏轼和王弗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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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着墨不繁，而妇德已见。铭词可哀，不在语言之中。”
记游定惠院①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②矣。今年复与参寥师③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④，然以予故，稍加培治⑤。山上多老枳木⑥，性瘦韧⑦，筋脉呈露，如老人颈项。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⑧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
既饮，往憩⑨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⑩，作悲风晓月，铮铮然{11}，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12}大木盆，意者谓可以注清泉，瀹{13}瓜李，遂夤缘小沟{14}，入何氏、韩氏竹园。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15}主簿者，馈油煎饼，其名为甚酥{16}，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圃，乞其丛橘，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17}将适闽中，以后会未可期，请予记之，为异日拊掌{18}。时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
【注】
①定惠院：即定慧院，在黄冈县东南。②五醉其下：苏轼每年都游赏定惠院，故“五醉其下”。③参寥师：僧道潜，於潜人，苏轼朋友。能诗文，时参寥来黄州探访苏轼。④市井人：指商贾。⑤培治：培土治草修理园林。⑥枳木：木名。⑦性瘦韧：指枳木枝干瘦劲有韧性。⑧稍稍：渐渐。⑨憩（qì气）：小息。{10}雷氏琴：唐代最为著名的制琴家是四川雷氏家族，其中雷威最有名。{11}铮铮然：形容琴声铿锵有力。{12}鬻（yù育）：卖，此处指“买”。{13}瀹（yuè岳）：浸渍。{14}夤（yín寅）缘小沟：沿着小沟岸而行。夤缘，攀附，这里指沿着之意。{15}刘唐年：时任黄州主簿，苏轼的朋友。{16}为甚酥：一种米粉做的煎饼。苏轼在刘唐年家吃到这种味甚酥美的饼子，便问：“此饼何名？”主人也不知道，苏轼便道：“就叫‘为甚酥’好了。”{17}徐君得之：徐大正，字得之，苏轼朋友。{18}拊掌：拍掌，拍手而笑。
元丰三年（1080）二月，作者初到黄州时，曾寓居定惠院，作有《初到黄州》诗和《定惠院海棠》诗。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苏轼移居临皋亭，再建筑雪堂，买地东坡，躬耕自给，过着比较稳定的诗酒自乐的生活。每年的春天，他都要到定惠院游赏，因为那里有与自己患难与共的一株海棠，更因为那里有淳朴厚道的平民朋友，有无与伦比的乐趣。元丰七年（1084）三月初三，当他第五次畅游定惠院时，正好友人徐大正请求作记，说是作为异日拊掌的谈资，因此苏轼挥笔写下这篇游记小品。
文中记叙了作者与二三友人一天愉快的游赏，信笔抒写，如一线穿珠，迤逦蜿蜒，鱼贯而下；如流水曲折，随物赋形，自然成河。从文中看出，作者不仅对当地风物十分熟悉，而且与当地居民关系融洽。文中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与乡土气息。
游记开头即写游定惠院东面的小山观赏海棠，虽然只“特繁茂”三个字，但从“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来看，苏轼对这株海棠怀有深厚的感情，海棠生长在杂树丛中，其幽独唯有作者能作知音之赏。作者淡化景物而强化感受，大抵是因为曾经谪居于此，因此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慨，便自然地引海棠为患难之交。
说赏海棠带有身世之感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观枳木则带有不甘屈服的精神意志。这些老枳木“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颈项。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这既是写枳木，也是表现了作者虽然不为世俗所容，却独具坚韧品性，也是“香色皆不凡”。
在描写景物的过程中，苏轼还巧妙地加入叙述和交代。赏海棠时，交代“园已易主”，但“以予故，稍加培治”；观枳木时，插入“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这些尽管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性趣味，但均透露出园的主人虽然是平民，却对作者怀有深情厚意。从“性瘦韧”的老枳木到味道极美的“为甚酥”，再到铮铮的琴声……可以看出定惠院中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无不拨动作者的心弦。
吃着美味的饼子，在竹阴花下饮酒作诗，不由得想起往昔之事，主客双方其乐何极！至此，游园的情趣已达到高潮，文笔迅速掉转，作者兴尽而归。然而又稍作婉转，添一笔，“乞其丛橘，移种雪堂之西”，这真是情趣之外的情趣，情谊之外的情谊。苏轼在雪堂住了六年，周围花果树木众多，在这样的一次野游中，还不忘为居所再添一些爱物，足见其热爱生活之心多么天真而执著，其中也体现出园子主人的厚道和质朴。
本文仅四百来字，却涉及十几个人，十余个游玩事件。叙事写景，如流水曲折，妙趣横生。一方面体现出了作者热爱生活的积极态度，一方面写出了与参寥师患难之际的珍贵友谊，读来淡雅简练，却又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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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圣俞《苏长公小品》：“委蛇写尽乐趣。”
记承天寺①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②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③。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④，水中藻荇交横⑤，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⑥如吾两人者耳。
【注】
①承天寺：在现在湖北黄冈南。②解：把系着的东西解开。③张怀民：作者的朋友。名梦得，字怀民，清河（今河北清河）人。元丰六年（1083）也被贬到黄州，寄居承天寺。④积水空明：意思是月色洒满庭院，如同积水自上而下充满院落，清澈透明。空明，形容水的清澈。⑤藻荇（xìng姓）：藻和荇均为水生植物，这里指水草。⑥闲人：这里是指不汲汲于名利而能从容流连光景的人。苏轼这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官，所以他自称闲人。在句中译为清闲的人或有着闲情雅致、高雅志趣的人。
《记承天寺夜游》是苏轼在被贬于黄州的困苦境遇中写的，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当时，作者正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张怀民，名梦得，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人。他于元丰六年贬谪到黄州，处逆境而无悲戚之容，是一位自制力很强，性格倔强的人。这就无怪乎苏轼要引他为同调和知己了。
全文短短的八十余字，分三层，第一层叙事，第二层写景，第三层议论。首句即点明事件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为团练副史已经四年了。诗作者见月色而“欣然起行”，充分显示出内心的喜悦，进而想到要与人分享喜悦，应该有人共同赏月，才不致辜负如此良夜。“念无与为乐者”这个“念”字，由“欣然起行”的“行”字转化而来，写出心理活动的发展过程。作者在寂寞中求伴侣，见明月而思同心；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下一句：“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遂至”二字下得十分轻淡，好像不假思索，却包含着能一同赏月者只有这个人，非这个人不可的意思。由此可见张怀民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了。
“亦未寝”的“亦”字，写出这一对朋友情怀相似。对方的“未寝”，也正是作者意料中的事。他不必具体去写张怀民如何如何，只这一句，就足以表达出两人的同心之情了。“相与步于中庭”，可以跟“无与为乐者”一句对照起来读，前后显得有照应，有变化。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是写月光的极度传神之笔。短短三句话，没有写一个月字，却无处不是皎洁的月光。作者用“积水空明”四个字，来比喻庭院中月光的清澈透明；用“藻荇交横”四个字，来比喻月下美丽的竹柏倒影，可谓钩魂摄魄，精练得无以复加。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作者连发二问，却用不着作答。寥寥数笔，摄取了一个生活片断。叙事简净，写景如绘，而抒情即寓于叙事、写景之中。叙事、写景、抒情，又都集中于写人；写人，又突出一点：“闲”。月色常有，竹柏亦常有，但像我们这样赏月的“闲人”却不可多得啊！寥寥数语，感慨深长。它包孕着作者宦海浮沉的悲凉之感和由此领悟到的人生哲理，在痛苦中又得到某种慰藉的余甘。试想，一个被抛出喧嚣的功名利禄之场的“闲人”却能有“闲情”来欣赏大自然的美妙景色，这是有幸呢，还是不幸呢？看来作者是以“闲人”自居，也是以“闲人”自傲的。当时他虽有微官在身，却有名无实，“闲人”二字，也许不无牢骚吧？但他自宽自慰，从官场仕途的失意者，变为大自然的骄子，他投身于自然的怀抱，在大自然的抚慰中治愈政治斗争的创伤，从大自然的神奇秀美中获得精神的复苏和心境的安宁。他发现自然美，吟咏自然美，同时也在发现自己，吟咏自己。美学中所谓“物我同一”的境界，在苏轼这类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作者最后这一句慨叹，诚然有自豪和自慰的意味，但较多的还是惆怅和悲凉。世间如此孤寂者又有几人呢？被罪之人，谪居的境遇，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虽然作者情怀豁达，尽力在排遣内心的苦闷，但消极的情绪还是无可奈何地流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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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圣俞《苏长公小品》：“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