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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七章、四方乱云起（中）
崇祯六年（永和元年）四月，南直隶，南京
——跟北京一样，作为大明帝国的另一座首都，在南京城内同样有着一座气势恢宏的宫城。这是一座南北长五里、东西宽四里的巨大建筑群，四周围绕着高大的红墙，屋顶的明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在宫城之内，以承天门为界，门以北是紫禁城。穿过端门、午门走进去，迎面依次矗立着“奉天”、“谨身”、“华盖”三座大殿。东西两侧还分别建有“文华殿”和“武英殿”，以及“文楼”和“武楼”。这是皇帝接受百官朝觑和举行大典的地方。而“三大殿”以北，一直到后宰门，则属于“后廷”范围。那里面另有许多名称各异的宫殿，还有一座御花园，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都在那里。
除了紫禁城的这一部分之外，在宫城的南面，有一条宽广的御道从承天门外的五龙桥，笔直向着宫城的正门——洪武门伸展开去。御道的东侧，分布着除刑部之外的吏、户、礼、兵、工等五部衙门，以及宗人府、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若干次要政府部门；御道的西面，则是大明帝国的最高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以及锦衣卫、通政使司、太常寺等衙门的所在地。
然而，这么偌大一座辉煌壮丽的宫城，自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却已经被荒废闲置了二百年的漫长岁月，到如今早已萧条破败，完全不复昔年的气象了。自从永乐皇帝之后，除了正德帝曾经下过江南之外，其余历代大明天子基本都没有离开过北京，到这南方的留都来巡幸。
如此一来，因为主人常年不在的缘故，南京紫禁城里的宫殿自然是大多荒废失修，到明末都已经差不多变成废墟了。甚至就连那些一直有官员派驻的南京各部衙门，除了少数几个门堂，因为有官员到部视事办公的缘故，所以收拾得还算整齐外，大多也是任凭墙垣倾圮，无人过问。一派衰败不堪的模样。
虽然眼下的南京朝廷已经拥立了永和帝朱以海，使得这座宫殿再次有了一个主人。但东林党集团素来都是以偷税漏税为己任的，哪里舍得掏出几百万两银子的巨款，给自己拥立的这个新皇帝整修宫殿？
因此，跟过去的闲置年月相比，此时的南京紫禁城依旧没有多少变化。承天门的朱红色宫墙依然到处都布满了剥落的痕迹，显得斑斑驳驳。城楼的屋顶上更是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小树和野草，显然是很多年都没有清理过了。宫门口总算是站着几个太监和卫士，但也一个个都没精打采的，看不出半点皇家气象。
此时，整个紫禁城内唯一被稍事修葺的文华殿里，曾经的鲁王次子，如今的永和帝朱以海，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掉漆开裂的御座上，完美地扮演着泥塑木偶的角色，眼巴巴的看着南京众臣在下面唇枪舌战。
似乎是由于时局危殆的缘故，丹墀下面的诸位士大夫全都火气暴躁得很，再也顾不上什么斯文体面了。
当然，也更加顾不上对朱以海这个傀儡皇帝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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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眼下的南京小朝廷虽然还没有被人兵临城下，但处境也已经是非常不妙了。且不说北有闻香教妖人，南有澳洲髡贼，西有崇祯先帝虎视眈眈，即使是残余的江南方寸版图，也同样是骚动不安。
——如今大明境内钱财最多的地方，自然是南直隶和浙江北部这一片工商业发达的江南沃土，家累万金的巨富比比皆是。但宋朝的“苏湖熟天下足”，却已经是过去式了——如今苏、湖一带的乡村多种桑树，采桑养蚕，其获利远胜于种植水稻。因此，在明朝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时代，湖广、江西二地在得到充分开发之后，便取代江南成了天下粮仓。即使是号称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也要靠湖广、江西、两淮这些地方的粮食输入，才能满足大批非农业人口的基本需要。
可问题是，在各路穿越者的暗中扶持、养寇自重之下，自从崇祯初年开始，赣南农民起义军的声势就日渐猖獗，对江西的粮食生产和输出造成了很大破坏。而鉴于闻香教起义军在淮南淮北整整一年的横行肆虐，两淮的粮食同样也没了指望，所以就使得江南这片“鱼米之乡”，愈发要仰赖湖广的粮米输入。
然而，如今这条对江南小朝廷而言性命攸关的湖广粮道，却被人给切断了。
——本月初，废帝崇祯驾临武昌，接管湖广行省军政大权，同时下令封江，禁绝对下游的粮食输出。
于是，这个噩耗刚一传到南京，整个江南水乡就一下子炸开了锅。
虽说眼下乃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夏粮还要几个月才能收割，本来就不会有多少粮商在这个时候去湖广进货，但架不住这个利空消息带来的市场恐慌效应啊！一时之间，成千上万的市民都拿出了珍藏的银钱，去抢购粮食囤积在家里，无形中进一步推高了粮价。此外又有不少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制造谣言，疯狂炒作……结果就导致南京市面上粮价最高的时候，一度被炒到了糙米十六两银子一石的地步！
不仅进口粮食遇到困难，出口商品的渠道同样不畅——自从澳洲髡贼大举侵袭浙江以来，虽然其兵锋眼下暂时止步于杭州，没有继续进犯南直隶。但其水师却以嵊泗列岛为基地，在长江口展开远程封锁，拦截和扣留任何胆敢出海的船只！至于往长江上游销售棉布等物的商路，同样也被崇祯帝的封江令给切断了！
——进口粮食无货源，出口商品被封锁！而且四面都被强敌环绕……如此沉重的军事和经济压力，顿时就让这个诞生不到半年的小朝廷不堪重负！一时之间，苏州、松江和无锡等地的纺织工场纷纷破产，成千上万的市民失业，而急剧暴涨的米价，又让各地市井间相继发生抢米骚动。而与此同时，还有起码三四十万战争难民，从杭州一带仓皇北逃，滞留于湖州、嘉兴等地，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治安隐患和社会负担。
这一系列噩耗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南京城内的粮食一日三价，仿佛钻天猴一般节节攀升。整个江南地区哀鸿遍野，怨声载道。不但是老百姓吃不起粮食，就连普通的小官小吏每日都只能喝粥度日。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考验，南京小朝廷的首辅周延儒一时间焦头烂额。作为曾经在崇祯皇帝手下当过首辅，执掌过天下大权的职业政治家，他当然不会不明白粮价高涨对统治秩序的威胁。可南京的东林党集团当初之所以拥立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永和帝，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不交税。所以南京的户部早已把能免的赋税都免了，这会儿更是连老鼠都要哭着从国库里搬出来，哪有储备的粮食来抑平粮价？
于是，在没有任何粮食储备的情况下，被逼急了的周延儒一度发了狠，派出锦衣卫大肆锁拿哄抬粮价的奸商。可结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朝廷群臣对此集体跳反，几乎是以倒阁为威胁，逼着周延儒收回了上述“乱命”：炒作粮价牟取暴利的所谓奸商，正是东林党背后的大金主，哪里是这个小朝廷能打压的？
——从诞生之初开始，南京永和帝朝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政府。不仅所谓的永和皇帝乃是东林集团的傀儡，即使是朝廷之上的阁老尚书，同样也必须为了江南缙绅大户的利益而服务。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后世美国财团与政府的关系，但明末的缙绅可要比美国财团的掌舵人更加眼光短浅，也更喜欢作死……
无奈之下，周延儒只得在朝堂上声泪俱下，企图劝说诸位东林君子和他们背后的金主稍微收一收手，不要在这种时候继续爆炒粮价发国难财了！否则的话几乎是铁定要引发民变，搞得不可收拾！
但如此毫无底气的软弱抗议，自然被诸位铁面无私的君子们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朝廷最终决议，留都南京即日起进入戒严状态，严厉弹压一切哄抢粮铺的奸邪乱民……同时召回督师扬州的兵部尚书吕维祺，放弃江北的扬州等据点，把江北的一万多兵马撤回来，以备应对可能爆发的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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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完了粮价的问题，并且决定任凭百姓饿死之后，朝堂众臣又开始讨论起了更加严峻的军事问题。
——随着大半个浙江省的沦陷，扣除那些不能动的城防部队之后，南京永和帝朝廷名下真正具备一定战斗力的野战军团，已经只剩了督师扬州的兵部尚书吕维祺手下的一万多兵马。
虽然之前已经决议放弃江北的土地，依靠长江天险和南京水师，暂时可以不用考虑闻香教妖人的威胁。但即便如此，吕维祺尚书也没有办法只靠这点兵力，同时对付西边的崇祯废帝和东边的澳洲髡贼。更别提朝廷还必须在南京也保持一定的机动兵力，以便于弹压江南各大城市随时可能爆发的抢米骚乱。
在这种情况下，扩军备战自然就成了南京朝廷的当务之急，以及压倒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今朝廷疆土日蹙，只剩东南一隅，且四面皆有强敌，不能不倾尽财力以招募兵士……”
尽管刚刚在平抑粮价的问题上被狠狠地打了脸，但本着身为朝廷首辅的责任感，周延儒还是硬着头皮抛出了他刚刚构思出来的扩军计划——在松江、苏州等纺织业重镇张榜募兵十万，一方面用以充实南京的京营和孝陵卫等几个重要据点，另一方面也是给当地的失业织工一条生路，免得他们聚众骚乱……
但钱谦益立刻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振振有词地说，自古以来若是想要练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就需要从农民中征兵，因为乡下人胆小老实、吃苦耐劳、服从命令，而城里人多半是有着一身的商贩习气，吃不得什么苦，而且更擅长偷奸耍滑……因此还是在较为贫瘠的皖南山区募兵为好。
对此，朝中众臣纷纷附和，在他们心里大多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即越穷越能打，越富越窝囊。比如蒙古鞑子和辽东建奴，若不是生长在穷山恶水，穷得只剩下一条命，怎地会如此凶悍？
以此类推，江南富庶之地的市民，必然大多孱弱奸猾，临阵不敢迎敌，所以还是到皖南山区去募兵为好……当然，松江、苏州的失业织工也不能不安抚一二，就把他们都抓去给官军当苦力吧！
于是，周延儒只得捏着鼻子修改了募兵计划，然后提出了真正的重头戏——要钱！
按照他的计算，募集和训练十万军队，并且驱使他们上阵打仗的花费，最起码也需要五百万两银子！
因为如今南京朝廷的武库里几乎是什么都没有，连军械和袍服都要临时赶制，此外还需要铸造大量的火炮。而如今南京的国库基本都是空的，文武百官的俸禄都拖欠了一个月，这笔巨款就只能从缙绅们头上搜刮了，想要提高农税田赋都没用——江南地区乃是东林党缙绅的大本营，农民要么依附在世家官宦手底下，要么就是这些人的佃户。这里的自耕农就跟大熊猫一样稀有，即使榨干了也敲不出几个钱来。
听说居然要这么多的钱，朝堂上的诸位东林君子立刻就跳了起来，口口声声斥责周延儒横征暴敛，残苛害民……但周延儒表示他实在是没办法，想要拉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就必须大把地砸银子下去才行。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度，建立和维持一支正规化职业军队的花费，都是相当巨大的。
首先，这需要召集大批壮丁，并且给每个新兵付一笔安家费。
其次，刚刚招募过来的人，还不能被称为真正的士兵，必须进行军事训练，为此就要聘请教官、建立训练场、提供食宿和器械，花很多钱供养这些训练中的“准士兵”。
再次，在训练完毕之后，这些士兵依然需要发放军饷，需要装备军械，需要服被、住所等各种福利，这都是和平时期也不可缺少的经常性开支。
然后，真正到了战时，各项开支更是如潮水一般涌来——像弹药、箭矢之类，固然是绝对的海量消耗品；而枪械和刀剑的使用寿命，其实也相当有限，最多打上两三次战役就要替换。
此外，为了维持部队的战斗力，还要购买建筑材料来修筑要塞，雇佣商船、车队来运输给养，准备药品和医生来治疗伤患……无论是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意味着天文数字一般的可怕开销。
最后，伤亡的士兵要发放抚恤金、烧埋费，年老的士兵还要发放一笔退休金。
综上所述，当某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扩军，职业军队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消耗就会迅速变成了足够拖垮财政的恐怖支出。不管是再怎么丰厚的国库，都会在很短暂的时间内被彻底搬空。对于实际货币收入相对贫乏的传统农业国家而言，这个矛盾更是尤为突出。
因此，所谓的兵贵胜，不贵久，绝非是一句泛泛之谈那么简单。
而军队中的贪污腐败，还会进一步加剧这一消耗速度——偏偏明军的贪污腐败程度，足以让任何人感到绝望。这五百万两银子的预算里面，能够有一百万两银子被用到实处，就已经是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
可即便明知会有如此的贪腐，朝廷也必须捏着鼻子把军费拨发下去，否则情况只会更糟糕。